在嘉靖處死嚴嵩後不久，就又頒佈了新法令來加強對海上貿易的監管，尤其是對於江南沿海地區的個人船隻出海施行了嚴格管制，那麼為何會在處死他之後這個節點上繼續加緊對海上貿易的管制呢？而嚴嵩專政時期的經濟增長為何又為朝廷所唾沫呢？

首先還是來說說嚴嵩專政時期的不明財財產，專政這麼多年，嚴嵩積累下了鉅額財富，當然有部分是他兒子嚴世藩所得的；這些鉅額銀兩單純依靠貪汙還是比較困難的，畢竟一個上級一老給下級使眼色還是多少讓他掉面子，而官僚體系恰恰有是個十分講究面子的東西，所以嚴嵩父子必定有個重要的財源-那就是海上貿易，而且這在當時來看這屬於一個百分百的暴利行業，人人都想在海上貿易中分一杯羹，而嚴嵩卻靠著職務便利擁有海上貿易的大份額管理權。

很可惜，嚴嵩所管理的這家“公司”並沒能發展成為類似荷蘭和英國所主導的東印度公司那樣為國家積累資本，反而是以嚴嵩被處死的悲慘結局而收場，同時這也打破了明朝的一個慣例，那就是不殺資深的文官，而為何嘉靖皇帝要去破例呢？答案也很簡單，是明朝整個社會體系不會容納一個積累原始資本的企業。

說起資本就必然有市場，嚴嵩運作的資本就是依賴於小農經濟所剩餘下來的次生產品，其實作為小農經濟為主導的社會往往市場都十分有限，而商品化程度不會特別高，這也是嚴嵩為何看好海外市場的根本原因，因為內銷利潤太低，而且得不嘗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弄銀子如同走鋼絲，稍不留神就會引火上身，而在海外，嚴嵩卻可以依靠職務便利瞞得一時，靠著利潤豐厚的海上貿易坐擁鉅額財富。

明朝當時官辦的海上貿易獲取大量財政收入以彌補中央財政的不足，而作為一個高度集權國家來說首要目標就是體系穩定，沉浸在小農經濟的死迴圈當中，即無進，又無退，這中格局倒是十分符合中庸之道，想做到這一點的都很難，因為在激流中，不是進便是退，這也是刺激歐洲探索海上貿易的原因，那就是生存，國家收入來源有限而且還不穩定，換句話說就是國土面積太小不適宜做小農經濟發展，也曾嘗試但還是得依賴貿易，而當時的明朝對於海上貿易這件事來說總體顯得不冷不熱，也只是在弘治時期財政短缺時推進過海上貿易，如此而已。

嚴嵩正是在弘治年間做官打好了貿易學習的基礎，為日後獨權做貿易提供方向，在他主導的改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關於海上貿易的管制問題的，在民間不斷施行海禁，而對於官方貿易卻不斷加強，持續擴大官方的海上貿易體系，當然，最初是由於嘉靖初年出現中央財政緊張，而開礦主張又因成本過高被皇帝所罷免，這才讓主張海上貿易的嚴嵩一派人有了機會，但海禁不過是中央為了壟斷的一種手法而已。

在貿易改革中，嚴嵩採取了集中化和短期化的兩種手段，由於施行了海禁，對江南沿海一帶的經濟構成了不小的衝擊，特別是那些經營木料加工的作坊，不但不能在買木材而且連工具都得上交銷燬；在嚴嵩看來海禁就必須實施到底，而且得徹底，因為一種慣性思維在驅動著他，官僚就意味著壟斷，而只有壟斷產生的暴利才能朝廷的財政壓力得到暫時的舒緩。

在嚴嵩一手造就了壟斷的貿易體系中，僅用了5年就使得明朝的財政壓力的到了極大的緩解，甚至每年都還能有餘銀入庫，而嚴嵩本人也在官辦的海上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益，可這就如同毒癮一樣，一旦沾上就再也鬆不開，其實皇帝本人也想要去發展海上貿易，但作為這個體系，就永遠不可能，而資本在這樣一個陳舊的體系當中並不被看作良藥而是一種毒藥，它在毒害整個皇權構架下的官僚體系，但嚴嵩所控制的貿易集團卻因資本本身的動力而墜入了深淵，皇權在這種威脅下自我保護性地要加強，它開始排斥資本，甚至主動遏制資本的發展，而只為了最初的那個原因-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