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到了什麼時候，才能夠為自己而活著？
李贄的答案不是18歲，也不是36歲，而是54歲。
1580年，李贄54歲。此時，作為雲南姚安知府，他的三年任期屆滿。
上級領導對他在這個偏遠之地的工作和貢獻相當認可，要向朝廷舉薦他。
沒想到，李贄一聽到升官的訊息，拔腿就跑。他要求他的上級領導一定替他遞交辭職信。
與他在學術上針鋒相對的駱問禮，得悉李贄辭官的訊息，在給友人的信中對李贄作出了極高的評價，把他當作士人的榜樣：
士類中有此，真足為頑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談仁義，大都堂奧佛老而支離程朱，至於趨炎附熱，則無所不至，視此老有餘愧矣。
但這個士人的榜樣，在辭官之前，內心卻是煎熬而痛苦的。
李贄是一個真實的人，真實得把科舉做官當成謀生的手段，當成社會職業的一種，而從不去誇誇其談治國平天下、為人民服務的大道理。
嘴上不說，他卻比空喊口號的官員清廉得多，口碑和實績也都好得多。不願同流合汙，堅守內心孤傲，是他20多年官場生涯痛苦的根源。
1527年，李贄生於福建泉州一個“航海世家”。26歲時，在鄉試中考中舉人。
中舉這麼大的幸事，他則認為不過是兒戲。他說，中舉秘訣無外乎每天背誦幾篇範文，等到肚子裡有三五百篇範文了，在考場上審對題目，根據題目默寫一篇上去，保準高中。
簡單得讓蒲松齡聽了落淚，范進聽了要再發瘋。
有個舉人頭銜，足以餬口謀生。李贄對進士沒有什麼欲求，所以未再參加會試。
四年後，他遠離家鄉，開始宦海人生：在河南共城任儒學教諭3年，在南京和北京國子監任教官各數月，在禮部任司務5年，調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又近5年，最後被任命為雲南姚安府知府。
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極為微薄，甚至不足餬口。
這期間，他做官並不順利，處處與上級領導“觸”。這種牴觸未必是行動上的牴牾，但其內心有稜有角，與現實格格不入，卻是不爭的事實。
合群是合群者的通行證，孤獨是孤獨者的墓誌銘。
為了承擔家庭與家族責任，20多年裡，他不得不收起觸角，摸黑前行，孤獨痛苦，難以言表。
一箇中年人，肩上有太多的重擔，內心有巨大的壓力，他只有默默忍著，不敢出聲，尤其不敢順從自己的個性，好好任性一把。
再苦再累，再泯滅個性的光輝，也只有咬牙堅持。哪怕牙斷了，只能和血吞。
他始終清楚，一箇中年人活著的意義——為妻子而活，為子女而活，為父母而活，為家族而活，唯獨不曾為自己而活。
這期間，中年李贄經歷的苦難一點點磨礪他的本性，也一步步釋放他的枷鎖。因為清貧，他有過極其深刻的捱餓體驗，跟小說家莫言一樣深刻。他的至親，包括他的父親、祖父、兒子和兩個女兒，在幾年內陸續去世。
那段時間，他說與妻子黃宜人“秉燭相對，真如夢寐”。
生命中有太多無法承受之重。連李贄都只能把這一連串的重擊當作夢一般，以此麻痺自己的內心。
54歲那年，李贄辭官，逃離體制。
之所以作出這個任性的決定，是因為此時，他認為加諸其身上的家庭責任已經完成。大半輩子為他人而活，現在是時候為自己活一次。
所以，54歲，在絕大多數人一眼望到死亡的年紀，李贄重新出發了。
去尋找他渴望了大半輩子的獨立、自由與個人主義。
從選擇落腳的地方，他就表現得與眾不同。一般官員都是告老還鄉，還有說發達不還鄉如錦衣夜行，成功了也沒意思。
而李贄，去了湖北黃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裡。
他的理由貌似很純粹，因為這裡有朋友，生活不用發愁。“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也？”他說。
事實上，他不願回老家泉州，也與他的個性有關。他“平生不愛屬人管”：
人生出世，此身便屬人管了……入官， 即為官管矣。棄官回家，即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其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飄流四外，不歸家也。
這個理由，與他辭官時所說“怕居官束縛”是同樣的道理，都表達了一種對獨立、自由與個人主義的渴望。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按照當時的習慣，李贄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顧的決不能僅止於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過知府，那就一定會陷入無數的邀勸糾纏之中而不可自拔。
然而當時的李贄，已歷經生活的折磨，同時又研究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慮生命的意義，重建人生觀之餘不能再墨守成規。
也就是說，他不能把讀書、做官、買田這條生活道路視為當然，也亟待擺脫由於血緣關係而產生的集體觀念。
可以看出，李贄的思想已經遠遠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他標榜個人價值，企圖掙脫一切宏大意義，既不能受縛於官僚體制，亦不能被傳統的家族觀念困住。
他選擇了一個遠離故鄉，遠離宗族的地方，作為終老之地。
然而，他的親族對於他這種背離傳統的行為，並不能理解和原諒，也不能善罷甘休。他沒有了兒子，於是他的家族強行指定一個侄子作為他的繼承人，這引起他的不滿。
在事先寫好的類遺書中，他提到這個侄子說：“李四官若來，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死。”
他早看透了基於血緣關係的親族之間的感情虛偽，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維繫所謂倫理，或爭奪財產繼承權。總之，假戲做足，沒有一個真字。哪怕他死了，他也不願意讓他的族人知道，免得上演如此醜陋的戲碼。
他的妻子後來獨自從黃安返回泉州老家，並在老家去世。他很思念，也很痛苦，但還是沒有還鄉處理妻子的後事，只是留下了一些催人淚下的回憶妻子的文字。他說，他沒有一夜不夢見她。
62歲那年夏天，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維摩庵剃去頭髮，卻留下鬍鬚，成了個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模樣。
朋友見了，都很驚訝。他淡定地解釋說，天氣太熱。
不過，他剃髮的真實想法，在另外一些場合，坦率地表達了出來。
他在一封信裡說，之所以落髮，是為了對抗家族俗事，讓家族中人徹底死心，不要指望他還能回去。
在給知交焦竑的信裡，他說得更決絕：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
反正世人都說我是“異端”，我乾脆就剃個光頭成全他們，怎樣？哈哈。
在這個萬物冥冥之中皆有秩序的世界上，24歲玩搖滾，看世俗不爽，這叫炸裂；54歲玩搖滾，挑社會的刺，這讓人想叫精神科醫生。
但，李贄就是這樣一位生命可以蒼老，思想絕不蒼老的歌者。
他的狷狂性格，是對世俗人生的反叛，也是對傳統禮俗的抗爭。為此，他不憚與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為敵。他說，幸好我天生膽大，不然自己都要被自己嚇死——
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以忻豔以為賢也，餘多以為假，多以為迂腐不才而不切於用；其所鄙者、棄者、唾而罵者，餘皆以為可託國託家而託身也。
晚明，一個走向沒落衰頹的時代，竟是這名執著的老者，為帝國塗抹了一筆最有力的青春色彩。
他做的第一件石破天驚的事就是，把孔子請下神壇。
他告訴世人，“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他否定孔子、孟子的聖人地位，認為孔孟非聖人，也和常人一樣，兩者沒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聖，沒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觀作為自己的標準。
他說，道路不只有一條，心性也不只有一種，怎麼可以強求同一？
他的主張，本質上是在崇尚個性。
現在的年輕人對這一點估計沒什麼感同身受，覺得彰顯個性是與生俱來的，還用得著去爭取和追求嗎？但集體主義年代的過來人，應該都能深深懂得，李贄的勇氣與不易。在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是非的年代，你去崇尚個性試試？
他批判程朱理學，指出所謂正統人士都是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他極其痛恨那種“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偽道學家們。
他認為“人必有私”，人人都有私心，孔子也不例外。
他其實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子的儒生，所以要讓孔子迴歸到人本身，拒絕程朱理學對孔子的神化，更反對統治者利用孔子來鉗制人性，禁錮思想。
他說得很直白：“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以此，將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那一套束縛性的禮教擊打得粉碎。
不僅如此，他還公開挑戰男女大防，給男權社會難堪。
他為女性說話，說頭髮有長短，但男女的見識無長短。他公然招收女弟子，無拘無束地跟女弟子唱和交往。
晚明性靈派作家袁中道說，李贄晚年多病寡慾，但為了反對道學的虛偽面目，不惜在言語中故意表現出很放縱情慾的樣子。
每次講學，有人拿著道學家的書來求問，李贄就很憤憤然，說與其時間浪費在這上面，還不如攜歌姬舞女，淺斟低唱。然後，看到有學生攜妓來聽課，則破顏微笑說，這也比跟道學先生作伴強。
李贄幾乎把人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徹底翻了個個兒。
他幹過的事兒，300多年後，五四時代那些反傳統的知識精英照著又幹了一遍，然後一個個成為了啟蒙大師。
而這些啟蒙大師們，都離不開一個重要的啟蒙老師。那就是李贄。
啟蒙者，被稱為盜火的人，時常要冒著“聲敗名裂”乃至付出生命的危險。
從李贄決定為自己而活的那一刻起，他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危險的迫近。
他的文字都是那樣純淨，讓人一眼見底，卻有一股穿越時代的力量。他信步走著，同時代人打馬都追不上。
他不過是那個永葆童心的孩子，說出了大實話，但所有人都警告他，閉嘴，那是皇帝的新衣，多漂亮。
他晚年的困境始於與耿定向的論戰。
由於與耿定向的二弟耿定理是知交，李贄辭官後選擇寄居黃安耿家。他的理念雖與耿氏兄弟截然不同，但耿定理的包容心態與柔和個性，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思想對立背後的緊張。
耿定理去世後，彼此失去緩衝的耿定向與李贄反目，雙方開始長達十年的激烈論戰，且由學術爭辯發展到現實敵對。
耿定向認為李贄的思想是在“殺人子弟”。李贄則認為，以“存天理，滅人慾”相標榜的耿定向跟常人沒什麼兩樣：
人盡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 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屬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廕子孫。種種日用，皆為自己身家計慮，無一釐為人謀者。及乎開口講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飢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
跟常人一樣有私心，講學卻又這公那公，盡是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這正是李贄平生最鄙視的偽道學。
李贄還寫過一篇文章，說僧徒二人探討怎樣罵人合適。他們說，世人喜歡罵人為禽獸，為強盜，這些都不合適。因為禽獸是有情有義的；強盜是被逼的，只要給他效力的機會，也能殺身圖報。兩人繼續討論，世人罵人，說枉披了一張“人皮”，徒弟建議，可以罵“枉披了一張狗皮”。但和尚覺得還不妥，狗尤重義性，守護家主，忠心耿耿，比人強多了，以狗罵人，反而變成以人罵狗了。結果，兩人商量到半夜都沒有一個結果。
這篇文章對假道學家的諷刺，簡直絕妙到無以復加。
然而，衛道士們也開始行動了——
1590年，耿定向看到公開刊行的《焚書》後極為惱火，認為《焚書》是李贄對自己的攻擊和誹謗，於是寫了公開信《求儆書》，指斥李贄的異端思想。而後，又聯合官府，驅逐李贄。
1591年，李贄在袁宏道的陪同下游武昌黃鵠磯，被一些人誣為“左道惑眾”，又遭驅逐。同年秋，耿定向及其門生蔡毅中再次攻擊李贄。
1594年，耿定向臥病著書，對“異學”和李贄再作攻擊。同時，麻城一些人揚言要拆毀李贄居住的芝佛院。
1595年，耿定向的學生史旌賢調任湖廣僉事，揚言要“以法”懲治李贄，麻城又掀起一場迫害李贄的風波。同時，對於李贄與澹然等女弟子間的通訊談道，誣為“男女混雜”的種種攻擊不斷，甚至有人揚言“欲殺”李贄。
總之，同時代計程車大夫，絕大多數被李贄甩開幾條大街。他們的思想跟李贄不在一個層次上，所以完全接受不到他的主張。他們只能透過否定的形式來與李贄劃清界限，說他“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說他“專以黑為白，以蒼為素”。就跟我們現在對市場經濟覺得天經地義，但朝鮮人覺得太離譜了，於是拼命妖魔化，並批判之。
面對這些挑釁與威脅，李贄明言自己本心貴無事，但也不怕事，表現出了孤膽英雄般的氣魄：
平生所貴者無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貴無事，故辭官辭家，避世避地，孤孤獨獨，窮臥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寧義而餓，不肯苟飽，寧屈而死，不肯幸生……無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
1601年春天，李贄居住的芝佛院被一場人為的火災燒得四大皆空。
儘管案情的真相未能水落石出，但沒人懷疑，一張迫害李贄的天羅地網已經張開。
初春寒意侵人。75歲的李贄，衰老貧病，亡命黃柏山中。
此時，萬曆十七年（1589）的一位進士——馬經綸，仰慕李贄的盛名，冒著風雪，跋涉三千里，去救援李贄。
馬經綸最終把李贄帶到了順天通州的家中，以避楚難。
不幸的是，僅僅一年後，李贄又大禍臨頭。
1602年，又是春天。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上疏參劾李贄邪說惑眾，罪大惡極。其中最聳人聽聞的話莫過於此：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於庵，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觀者，一境如狂。
實際上，不同於那些表面守禮而暗中縱慾的假道學，“異端之尤”的李贄在個人生活上是個自覺的禁慾者。他同女弟子的交往，乃基於正常的人性人情，但偏偏就招來了風言風語。
衛道士們的虛偽正在這裡：縱情聲色也罷，男盜女娼也罷，只要不公開化，就是許可的。相反，李贄公開向這種虛偽性挑戰，卻變得十惡不赦。
張問達在奏疏最後不忘強調現實的危險性，說李贄現在已經移居通州，通州離帝都僅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盡惑，又為麻城之續”。
結果，萬曆皇帝朱翊鈞下令，李贄應由錦衣衛捉拿治罪，他的著作應一律銷燬。
當逮逋李贄的錦衣衛到來時，正在病中的李贄急問馬經綸：“他們是什麼人？”
馬經綸答道：“是錦衣衛的衛士到了。”
李贄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他不想連累好友，強撐著爬起來，走了幾步，大聲說：“是為我也。為我取門片來！”於是躺在門片上，說：“快走！我是罪人，不宜留。”
被投入詔獄的李贄，沒有受到肉體的折磨。根據審訊結果，他應該可以出獄，由地方看管就是了。
然而，這名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的鬥士，晚年才過起了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怎能忍受即將到來的管束？
1602年，農曆三月十六日，一名侍者在監獄中為李贄剃頭。趁侍者離開的間隙，他拿起剃刀，朝自己的脖子上割下去，頓時鮮血淋漓。
侍者大急，問老犯人：“和尚痛否？”
李贄已不能出聲，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寫字作答：“不痛。”
侍者又問：“和尚為何自割？”
李贄寫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根據袁中道的記載，李贄在自刎兩天後才死去，永遠告別這個“世不我知，時不我容”的世界。
他曾說過，人生在世為客，以死為歸。何況活了七八十歲後“歸家”，是值得喜而相慶的事。
為了自由，他從棄官、棄家、棄發，到最後一刻的棄命，一切選擇都是那麼的自然，那麼的無悔。
誠如他自己所說：“餘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盡寫也。”
也許，在歷史上做一個默默無聞的人，自身可以省卻許多煩惱與苦痛。然而，李贄註定是個失敗的孤膽英雄，賣命的自由捍衛者，痛苦的先知先覺者。
尼采說，他沉淪，他跌倒。你們一再嘲笑，須知，他跌倒在高於你們的上方。他樂極生悲，可他的強光緊接你們的黑暗。
今天，我們重溫李贄的一生，就像在攀登一座思想與人格的高峰。
致敬，李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