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輕工商思想,為何產生在工商業空前發達的戰國原因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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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農輕工商,在中國綿長的封建社會中,是一種影響深遠的經濟思想。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古代社會,農業是人民賴以生存的最根本的產業,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製造勞動工具、生活用具以及武器,勞動產品的相互交換、互通有無,工商業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完全摒棄工商業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謂“重本抑末”,即重農輕工商的思想始終是相對而言的。

一、重農輕工商的淵源

1、西周時期工商、農並舉

西周時期,周人對農業極為重視,他們奉后稷為始祖,相傳后稷是最先種植稷和麥的人。西周統治者每年都要舉行隆重的“籍田”之禮,周天子要親率百官參加。周宣王因政績鬆弛,“千畝”,竟引起虢文公的一番指責。這些都是當時人民重視農業的明證。但是,重視農業並不等於摒棄工商業,在某種程度上,西周時期還是很重視工商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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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的政治制度中,主管“工事”的官吏稱為司空,官列六卿之一。《周禮》所載“以九職任萬民”的“九職”,除前四項是指農業外,其第五項即為“百工,飭化八材”,就是指運用不同的加工方式,把珠、象、工、石、木、金、革、羽等物製成各種用具。西周時期對於商業也相當重視。所謂“九職”的第六項即為“商賈,阜通貨賄”,與“三農,之生九穀”、“百工,飭化八材”並列。

表明在當時的社會意識中,商業也是社會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尚書·周書·酒誥篇》:

“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意為鼓勵人民從事商業,奉養父母。

《詩經·衛風》:“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反映了民間經營商業的情景。周人重視商業直到戰國時還有遺風可覓,蘇秦家人譏遊說數年歲,大困而歸的蘇秦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可見他們還把經商視為一項正當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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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春秋時期農與工商地位的發展

春秋時期,隨著鐵製工具和牛耕技術的推廣,使農業生產力和手工業生產水平都有較大幅度地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此時獨立經營的小工商業者已經出現了。《論語·子張篇》所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就是指那些自己生產,自己設“肆”出售產品的小工商業者。

特別是到了春秋末期,商人的活動範圍更加廣泛。許多大商賈,如子貢經常是“結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來往於各國之間進行貿易。春秋時期工商業的發展,給各國統治者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他們對工商業的發展表示熱切的關注,強調的是“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商農工賈,不敗其業”,“通商、寬農、利器”。

春秋時期工商業的這種發展狀況,反映到思想領域裡,則有代表工商業者利益的政治家、思想家出現。在他們的經濟思想中,我們還不曾發現有輕視工商的思想。齊國的管仲曾經從事過商業,故對商品經營有豐富的經驗。他主張把工商與士農並列為四民,說明他對工商業者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積極作用有正確的認識,並不輕視從事工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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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的子產也極力提倡發展工商業。他為了保護本國商人的利益,甚至不惜得罪大國的使者。當晉國使者韓宣子企圖強行從鄭國一商人手中購買一支玉環時,子產就以鄭國政府與其商人世有盟誓而加以拒絕。在鄭國統治階層的庇護下,鄭國的商人在春秋時期非常活躍。

在春秋末年重要的思想家孔子的思想中,也不存在著重此輕彼的傾向。孔子對社會經濟生活也不十分重視,他的弟子認為孔子“罕言利”。孔子堅決反對士人階層直接參加生產,尤其對參加農業生產更為歧視。樊遲向他請教如何稼穡,他斥之為“小人”。但是孔子對經營商業卻是另外一種態度,他並不反對士人從事商業。孔子周遊列國,得其弟子子貢之力甚多,子貢即是衛國的一個大商人。孔子對子貢的評價是“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頗為讚賞,與申斥樊遲學農圃的態度迥然不同。

3、工商、農並舉的原因

總之,在西周至春秋時期的經濟思想中,我們還看不到明顯貶斥和抑制工商的思想主張。這種狀況的產生與當時社會的經濟關係有著密切的聯絡。在西周、春秋時期,手工業與商業基本上還是被官府所控制,“工商食官”,是這時工商業的一個顯著特點。國家壟斷著在國計民生中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產銷。

同時,對於商品的流透過程中,凡是威脅到統治階級安危的與維護統治階級尊嚴、保證社會貴賤等級不被逾越的禮器與命服命車等物,以及統治階級祭祀祖先的宗廟之器等,都是嚴禁民間生產經銷的。此外,還對農副產品的流通加以嚴格的限制,體現出自然經濟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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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官營工商業是當時社會經濟基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統治階級決不會自行起來反對本階級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相反,在官營工商業佔據統治地位的前提下,統治階級往往為了彌補官營工商業的不足,對於私營工商業的發展持寬容的態度。

而且,此時的工商業雖然在某些範圍內有相當程度地發展,但大都經營範圍有限,生產規模狹小,並不能與官營工商業相抗衡,只能是作為其附庸而存在。就其商業而論,此時的商人階層,遠未形成戰國時期富商巨賈那種與“王者埒富”的局面。特別是在西周、春秋時期,土地制度還是“田裡不鬻”的“井田制”,土地買賣尚未出現,還不存在著像西漢時期大商賈兼併土地的局面。

儘管工商業到春秋末期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它既沒有威脅到各國統治階級的統治,也沒有引起民間的廣泛憎惡。西周春秋時期這種官營工商業佔據統治地位,私營工商業尚不發達的狀況,反映到經濟思想領域,則不可能形成輕視與抑制工商的思想主張。

二、戰國時期重農輕工商思想的產生原因

戰國時期,由於鐵製工具在農業生產中廣泛使用,使農業生產發生了較大變化。在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工商業也進入了一個繁榮的發展階段。戰國時期“千丈之城,萬家之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大小城鎮如雨後春筍到處出現,齊都臨淄、趙都邯鄲、魏都大梁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工商業中心。

經營工商業,尤其是經營鹽鐵,成為戰國時期工商業者積聚財富的快捷方式。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生動地描繪了許多工商業者依靠經營鹽鐵而致富的情景。戰國時期工商業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與此時生產關係的變化密切相關。

重農輕工商思想,為何產生在工商業空前發達的戰國原因令人意外

戰國時期正處於新舊制度遞嬗之際,各國先後進行變法,原來在宗法制度統治下的社會各階層的地位相應的發生了變化。西周春秋時期,“庶人力於農穡,工商皂隸不知遷業”的格局被衝破,工商業進入一個相對自由的發展時期。特別是在這時,各國都無例外地捲入了兼併戰爭的旋渦,面臨著興衰存亡的嚴峻考驗,因此,對於工商業的控制無形中鬆弛了。這些都是造成戰國時期工商業繁榮的重要原因。

戰國時期,由於工商業經濟的發展,使封建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之間的矛盾公開地暴露出來。特別是商人階層囤積居奇,兼併土地,放高利貸,盤剝農民等種種危害社會的行徑,這在早已是動盪不安的戰國時期,無疑是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時擺在各國統治階級面前的首要的經濟、政治任務無非是二條:一是耕(富國),二是戰(強兵)。

顯然,工商業經濟的發展與這兩者是背道而馳的。這迫使各國統治階級不得不面對著民庶“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的現實認真地考慮對策。

活躍在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紛紛從重農的角度出發,提出輕工商的思想。這種輕工商的思想主要是針對經營商品生產的工商業而來的,它包含著有目的的抑制工商業的發展,企圖堵塞引起社會動亂的根源,重新穩定社會秩序。

即使不能完全消滅工商業也要透過貶低工商業者社會地位等種種辦法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把由於工商業發展所造成的“禍害”減少到最低的限度。

三、重農輕工商思想計程車人闡釋

在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著述中,重農輕工商的言論可謂俯拾皆是,眾議僉同,其主要理由不外乎以下幾點。

首先,他們繼承了“民之大事在農”的傳統觀點。

認為人民的主要生活資料——糧食與布帛都是由耕織結合的農業供給的。如果救粟不足,“民必有飢餓之色”;布帛不足,“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工商業對於國計民生並不十分重要,人民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不必依賴於工商業。

其次,認為農民辛勤耕種,還要服各種勞役,終歲所獲甚微,生活困苦。

而工商業者不需操勞,所得優厚,生活安逸。他們認為這種農勞工商逸的局面十分危險,所以為了防止農民棄農從工商,就應儘量貶低商賈技巧之人的社會地位,也要他們服勞役、徵重稅,使工商業者謀生不易。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民安於從事農業生產。

第三,農民的身家財產與土地有著天然的聯絡,安土重遷是其主要的特點。

重農輕工商思想,為何產生在工商業空前發達的戰國原因令人意外

農民愈富愈重視身家財產的安全,不敢凌上犯法;而且為保衛自家財產的安全,農民對人侵之敵勢必要死命抵抗。而商賈之人,其資產隨身可攜,“天下一宅,而圜身資”,重身輕家,犯了法可以攜資而逃,外敵入侵自然不會死命抵抗。

可見,商賈之民繁多,對於鞏固統治、保衛國家不利。因此,富農是富國強兵的前提,而抑制工商則是富農的首要條件。這一點在兼併戰爭連綿不斷的戰國時期格外重要。商鞅提倡“耕戰”政策,其用意就是如此。

第四,商人居奇囤積,危害社會。

他們認為由於商賈視農時變化而賤買貴賣的投機行為,是造成農民貧困,“國之財盡在賈人”和社會動亂的重要原因。

不過在戰國時期,儘管重農輕工商的思想充斥于思想與輿論界,但基本上還沒有付諸實踐,更沒有形成完整的抑制工商的措施。這是因為戰國時期兼併戰爭頻仍、禍亂相尋,各國統治者所面臨的是頻繁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

與之相比,在經濟上抑制工商的發展無疑是處於較次要的地位,況且當時的政治局面四分五裂,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中心,不可能在全國的範圍內制定出一整套抑制工商的具體措施,真正執行抑制工商政策的只有秦國而已,但秦國素非工商業發達的國家,且又地處西北一隅,所推行的“耕戰”政策對山東六國影響不大。

重農輕工商思想,為何產生在工商業空前發達的戰國原因令人意外

雖然到了戰國末年,重農輕工商的思想日趨強烈,而富商巨賈的勢力卻有增無減,陽翟的大商人呂不韋甚至成為秦國的丞相,可見是時工商業者仍然具有極大的勢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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