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列傳第一百十二·嚴清》（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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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萬曆首輔王錫爵在其《王文肅公文集》中對一個雲南籍官員大加讚揚：“明主眷遇優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斤斤其明，濯濯其廉”“萬曆朝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三公之一”。此人便是被百姓稱頌為“嚴青天”的昆明人嚴清。

嚴清（1524~1590年），字公直，號寅所、直甫，雲南後衛人（今雲南昆明），明代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進士，歷任工部主事、郎中、保定府知府、都察院都御史、兩京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後積勞成疾，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病逝。

嚴清為官以“廉儉恤民”而聞名，他堅信“吏不廉而治道衰”，真正做到崇廉拒腐，勤政為民，在他身上，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廉政思想所推崇的“民本、廉儉、舉賢、修身”品質。

以廉為本，修身盡職。嚴清任工部郎中時，負責督修京師外城及皇陵。他嚴格管理修建工程，嚴禁所有官吏侵佔牟利，“吏無所侵牟，工成加俸”。在他嚴格監督管理之下，為國庫節省下經費近乎“鉅萬”。嚴清“為人清正，宦四十年始終一節，為士論所推服”。萬曆二年（1574年），明神宗繼位之初，內閣首輔張居正權傾朝野，嚴清任刑部尚書，據《明史》載，當時六部尚書中，唯有嚴清不攀附、不賄賂獻媚張居正、馮保等人。在張居正死後，大太監馮保被抄家，搜出了載有大臣們給其送禮賄賂往來的“饋遺錄”，朝廷上下大多官員名字在“饋遺錄”中，唯獨沒有嚴清。“中外吏師其廉儉，苴牘之間幾無一跡”，官員均知他廉潔清正，不收受賄賂，不攀附權貴，不崇尚奢華，沒有人找他徇私情。

以民為要，嚴官薄賦。嚴清在地方為官期間，做了許多利於百姓的實事，備受百姓愛戴，其廉能的名號也被廣為傳頌。由於其傑出的聲望，有朝臣十多次舉薦他赴京擔任要職，“以其清望，薦章十餘次”。嚴清任保定知府時，適逢大旱，當地盜賊橫行，民不聊生。嚴清始終將民生擺在首位，賑災彌盜，懲治蠹吏，幫助百姓度過旱災。依照舊俗，保定府的百姓每年都要到北京服“庫役”，嚴清上疏廢除了這一規定，“歲籍民充京師庫役，清罷之”。嚴清“振荒弭盜”，人們稱讚他堪比以前的太守吳越，無不感激頌揚其愛民之心。隆慶年間，嚴清在四川做官，擔任右僉都御史巡撫，他深知百姓疾苦，痛絕強宗悍吏，凡事以惠民為本，嚴格約束手下的官員，“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墨敗者”。屬官們畏懼他的威嚴，往往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貪汙腐敗的官員大為減少。為減輕蜀地百姓負擔，嚴清還推行了裁減驛傳銀改革，“一切公私費，悉徒減省，奏改金錢，當輸京師者二十餘萬，就近抵陝西佐邊費”，有效減輕了百姓負擔，避免了勞民傷財。嚴清在四川嚴格約束官吏，當時官吏對他既怕又恨，後遭到巡按御史王廷瞻彈劾，被誣為“放縱強盜”。而大學士趙貞吉知其品行，仗義執言，出言為其正名，“（嚴）清約己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為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

尚儉戒奢，兩袖清風。“與童僕食粗，衣敝蕭然也，橐中雖有圖書琴鶴，不取諸人。”嚴清一生清貧，衣著儉樸，吃飯出行與其童僕一致。嚴清初做尚書時，因條件所限，無法置備正規顏色的朝服和佩綬，“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嚴清在任吏部尚書半年後，積勞成疾，久病纏身，不得不告病歸鄉。明神宗專程派人前往雲南昆明慰問，至嚴清榻前，驚覺“布嫋破敝，寒士不如也”。萬曆十五年（1587年），兵部尚書一職空缺，明神宗特詔嚴清補位，又讓人去昆明宣旨，嚴清因病情嚴重不能赴任。此後神宗不時詢問閣臣：“嚴尚書病癒否？”並多次遣使催促嚴清到任，但嚴清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積勞成疾，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病逝，贈太子太保，諡“恭肅”。

嚴清一生清正愛民、廉潔奉公，正因他一生不改為國為民之本心，堅守為官為吏之德行，而成為明代廉吏之典範。《明神宗實錄》評價其“仕宦四十年終始一節，為士論所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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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倩

【來源：雲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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