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多數產業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面臨著日漸加劇的外國競爭，而汽車產業是最後一個受到影響的重要製造業。它也是第一個得到里根政府保護的產業。汽車產業在結構上與鋼鐵產業相類似：少數企業主導市場（三巨頭：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生產區域集中（在中西部工業區），勞工擁有強大的工會（汽車工人聯合會）。
與其他產業一樣，進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十年裡並不構成主要問題
。在20世紀60年代，外國產品的國內市場份額保持著不到7%的穩定水平。進口主要來自德國，日本的市場份額直到1968年時都只有1%左右。三巨頭將低利潤的小型汽車市場割讓給了外國生產商，自己集中生產利潤更高的中型和大型汽車。當1973年的石油價格衝擊將消費者需求轉向更小、更便宜、更省油的汽車時，這種策略徹底失靈了。
三巨頭沒有這類車型的深加工生產線，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內汽車市場的外國份額在1975年至1980年間幾乎翻了一番，其中尤以日本為最。隨著日本市場份額的增長，勞工和管理層的觀點開始發生變化。與其他工會不同，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曾反對1971年的伯克-哈特克提案，但很快又要求實施進口配額，並要求日本企業開始在美國生產汽車。
在這個時候，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並不想限制進口，因為他們已經開始進口外國生產的汽車並冠上自己的品牌。
1975年，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對8個國家的28家外國汽車製造商提出了傾銷指控，但國內生產商並不支援這次申訴，因為40%的進口汽車來自它們的子公司，尤其是位於加拿大的子公司。
在外國製造商保證採取糾正措施之後，財政部放棄了反傾銷調查。與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嚴重衰退相結合，1979年的第二次油價衝擊對國內生產商造成的損害要遠遠超過上一次衝擊。三巨頭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它們削減了生產，約30萬汽車工人因此失業，而其供給鏈上的產業則有更多工人失去工作。在得到政府支援的貸款擔保時，克萊斯勒已經處於破產邊緣。
1980年夏天，福特和汽車工人聯合會根據201例外條款申請實施進口救濟。
通用和克萊斯勒並不支援這次申訴：通用汽車從日本進口小型汽車並冠上自己的品牌，而克萊斯勒不想與卡特政府產生隔閡，因為卡特政府給過它經濟援助並公開表示反對進口限制。
1980年11月，在總統大選前幾天，國際貿易委員會一致投票裁定汽車產業因進口而受到嚴重損害，但又以3∶2的投票結果裁定進口並非造成嚴重損害的“實質原因”，因此該產業無權獲得救濟。
這一裁定結果似乎取決於一個技術性細節：根據《1974年貿易法案》，所謂實質原因就是指“一個重要性不低於其他原因的原因”，這意味著要想獲得救濟，進口必須是造成損害的最重要原因
。但國際貿易委員會認為對緊湊型轎車的需求增長和對大型汽車的需求下降是一個比外國競爭更重要的傷害起因，並以此為由駁回了申訴
。在這一決定之後，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承諾將為汽車產業提供某種形式的援助。眾議院也通過了一項決議，授權總統就日本出口限制問題展開談判。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丹佛斯提出一份議案，要求將進口自日本的汽車數量限制在每年160萬輛。
1981年3月，在里根總統就職後不久，交通部長德魯·劉易斯敦促總統“兌現我們的競選承諾”並對日本汽車實施進口限制。預算辦公室主任大衛·斯托克曼對此大感震驚：“這個荒謬的想法簡直充滿了敵意，我們只是站著討論了片刻，我就頭昏腦漲地坐下了……一位內閣官員居然在白宮裡說要採取保護主義！
在新政府成立還不到兩個月的時候！”里根的顧問之間產生了分歧：劉易斯、商務部長馬爾科姆·鮑德里奇和貿易代表威廉·布羅克贊成限制汽車進口，而斯托克曼、財政部長唐·雷根和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默裡·韋登鮑姆則表示反對。
商業維護者和自由市場支持者之間的分歧所反映的緊張對立貫穿了里根政府的整個執政期。總統猶豫不決，但他明確表示同情汽車生產商，並指出政府監管是該產業面臨的問題之一。他不肯表態說否決丹佛斯議案，這對日本來說是一個明確的訊號，即如果日本不限制出口，美國就會採取措施限制進口。在所有選項中，里根最贊成的是讓日本自願限制其汽車出口這一想法，因此也就採取了這種辦法。
斯托克曼不滿地評論道：“至此，里根政府貿易政策的本質變得明確而清晰：嘴上擁護自由貿易，但每一次都會找藉口走向相反的一面。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這樣的情形。”在受到里根政府的壓力之後，日本很快就宣佈將對美汽車出口限制在每年168萬輛，這比1980年的出口量減少了近8%。
自願出口限制將從1981年4月至1984年3月生效3年，不過出口限制仍有可能在此期間增加。自願出口限制並非新出臺的貿易政策工具，對日本來說更是如此。日本在一小部分產品類別方面的出口似乎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增長得更快，這給進口國的生產商帶來了麻煩。當棉紡織品生產商在20世紀30年代對來自日本的過度進口提出抱怨時，日本生產商決定自行限制出口，而不是面對美國實施的進口限制。
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對金槍魚、棉紡織品和不鏽鋼餐具等產品實施了多項自願出口限制。出口國普遍更願意實施自願出口限制，而不願被迫面對進口國的關稅或配額。在自願出口限制的情況下，出口商可以從配額租金中獲利，即他們可以因出口受限而在受保護市場中提高價格，從而獲得額外收入。
1981年和1982年，當嚴重衰退抑制了人們對汽車的需求時，汽車自願出口限制可能沒有對日本的出口產生什麼約束力。因此，出口限制最初未能給國內生產商帶來太大幫助
。汽車工人聯合會繼續要求日本企業在美國建立生產設施，從而為美國國內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國會也開始考慮出臺國產比例立法，要求所有在售汽車都得含有一定比例（最高達90%）的美製零件和勞動力參與，否則將面臨進口配額。1982年12月和1983年12月，眾議院兩次在民主黨支援、共和黨反對的情況下透過國產比例法案，不過法案兩次都沒能在參議院獲得透過。
雖然眾所周知，總統肯定會否決國產比例法案，但眾議院的投票還是向日本發出了一個訊號，表明該國出口造成了美國國內的政治問題。
結語
1984年的大選是里根決定要求日本續簽自願出口限制的原因之一，因為他不希望因解除限制而失去中西部工業地帶的大量選票
。隨著經濟復甦和汽車銷售的反彈，自願出口限制在1984年和1985年對日本汽車銷售形成了約束性限制，不過出口限量提高到了185萬輛。本章稍後再討論自願出口限制產生的經濟影響，總之，在80年代進入尾聲的時候，出口限制和日本在美建造生產設施穩住了市場的進口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