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習慣了不回城的新生活
沙舟
天津老知青
“這回不算！不算！重來！！”姐姐急頭白臉，懊惱地吼叫。
弟弟眨眨眼，面對強勢的姐姐，默不作聲。
旁觀者嘆了口氣。
於是重來。按規則，輪到弟弟先手。
結果與先前一樣………
“你作弊，認識記號，這回作廢，還是我抓！”姐不認頭。
“好，好，姐，您抓。”弟弟懂事，一再謙讓。
對抱定志在必得心理的姐姐來說，結果仍是殘忍無情，事與願違。
竹籃打水。事不過三。“哇！”一直強忍著哽咽著的姐姐終於憋不住了，失態嚎啕，歇斯底里爆發：“老天爺啊！我咋著你啦，你就這麼狠心偏心，不待見我啊！嗚嗚……”
裝鬮的粗瓷碗被姐姐一揮手劃拉到地上，“啪”一聲摔得粉碎。兩個團得皺皺巴巴的紙團微微攤開，依稀可辨每張紙條正中用圓珠筆歪歪扭扭寫著的一個大字——一張是“走”，另一張是“留”。
這不是“孔融讓梨”。這是決定一個人一輩子的戶籍身份，決定今後誰長久生活工作在哪裡——城裡或是鄉下的終身大事。
姐弟倆就一個進城落戶指標，必有一位被淘汰出局。手心手背都是肉。當孃的萬般無奈，狠心攤牌決斷：你倆“抓鬮撞大運，認命別反悔”！拿不出別的更好辦法，姐弟倆只能順從。姐姐心比天高命比紙薄，手氣臭，耍賴，一爭再爭，到頭來還是屢抓背字，敗走麥城。
這場命運抉擇的公證人和裁判，就是我當年的插友，倆孩子的親孃……
晚秋的陽光透過樹蔭灑落，滿地斑駁。並肩坐在公園僻靜一隅休閒長椅上，我默默無語，傾聽著昔日插友語調低沉嘮嘮叨叨訴衷腸。那是一段蹉跎歲月不堪回首的遙遠往事。
插友個頭矮小，黑黢黢的臉龐佈滿溝壑縱橫的皺紋，像一枚飽經歲月滄桑風乾的核桃。門牙掉了也沒鑲補，張口說話，滿嘴侉調，撒氣漏風；一雙手粗糙乾裂，透出半輩子幹農活操持家務的艱辛。從衣著神態，已絲毫看不出昔日城裡下鄉女知青的模樣。她被鄉村鄉民徹底同化了，活脫脫一個農婦老嫗的模樣。
不由得回想起四十多年前與她在同一個生產隊勞動，在同一個知青集體戶生活的日子。
我是1968年中秋節剛過離家奔赴科爾沁草原的，去投奔比我早40天到草原插隊的弟弟。這位女知青與舍弟校友，同為六六屆初中生，他們搭乘同一趟知青專列，安置在同一公社同一村子同一個知青集體戶。
記得那時的她留著個娃娃頭，黑眼珠亮晶晶，與陌生人說話還有點兒靦腆，聽別人打趣，她躲在後面抿嘴偷著樂。六六屆老初三的學生多數屬牛屬虎，她屬鼠，個子小年齡大，是集體戶裡的大姐。
來隊不久，我就發現這位女知青很要強，幹農活是颯利手，鏟地時銀鋤翻飛，緊隨婦女隊長身後，寸步不落；秋收時扒苞米，實行計件工分，這是當年當地絕無僅有的“男女同工同酬”。她早出晚歸，站壟貓腰不抬頭，兩手動作飛快，苞米穗頻頻落筐，讓我等手忙腳亂工效低的笨雞難望其項背。她這麼玩命幹活兒，無非就為多掙幾個工分，到年底分紅多分點兒錢好回家過年。
難得的雨休日子，男女知青圍坐在集體戶炕頭打撲克，胡侃神聊。提起紮根農村一輩子的話題，話趕話，有人“將”了這位大姐一“軍”：“你啦是大姐，肯定成家立業在我們前頭，你打算哪年結婚啊？”“猴年馬月”。“別打馬虎眼，說真格的，具體點兒！”她被擠兌到牆角，退無可退，脫口而出：“1977年！”“八年之後？你這一猛子支得夠遠啊！”我正埋頭整集體戶的伙食帳，提筆順手把這個年號大大地寫在了舊報紙糊的炕圍子上。
沒等到1977年，這位女插友就從集體戶離開了。
“好不已的，當年你怎麼突然冒出轉戶回老家的念頭？”不是好奇瞎打聽，這件事讓我納悶好久了。
“為嘛？還不是因為一次次選調考學都沒有咱們這幫人的事，眼看一年年歲數增長，沒有指望只有絕望，咱只能自己想轍找出路啦！”
我聽懂她話裡有話，“咱們這幫人”，是指我們集體戶所有的插友，其中也包括我。
我們插隊的村子，村東村西劃為兩個生產隊，有兩個（天津）知青集體戶。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一度實行大隊核算，後來又迴歸生產隊核算。兩個知青集體戶隨之合併又拆分。我們下鄉兩年後，1970年秋開始，就有知青陸續被選調、招生，短短兩三年裡，旗裡時不時把知青選調指標下達到公社大隊，“群眾推薦，領導批准”，集體戶的夥伴星星蹦蹦跳出農門，到地方小企業，農村供銷社，文教衛生戰線工作，雖然這些用人單位小得很不起眼，畢竟不再修理地球，能掙工資，吃商品糧，讓人羨慕。還有少量知青幸運兒進入大學、中專讀書，成為工農兵學員，從此改變了人生走向。然而，不知道是“風水”影響，還是“我們這幫人”政審難過關，或是不善走門路，一次次選調指標下來，總是“東風壓倒西風”，（原屬）東隊集體戶的知青屢屢被推薦選調考學，西隊集體戶知青四男五女，次次好事沒份兒。加之公社書記外號“大敢幹”，把自己在旗（鎮）中學畢業的三個子女，以及他準兒媳（公社話務臺接線員）的孃家侄子（省城中學生）都安排在我們這個公社所在地的村子就近插隊，每次選調考學指標，人家暗箱操作，截留名額，讓我們“光聽轆轤把響，摸不到井口”。
1973年夏天，我“破天荒”被推薦到旗裡參加招生考試，卻遭遇白卷先生攪局，考試成績統統作廢，我最終未被錄取鎩羽而歸，頂替村辦小學民辦教師的空缺當上掙工分代課的孩子王，從此吃住在大隊小學校。集體戶其他三位男知青（包括舍弟）長年被外派出民工，五個女知青，一位歲數大的鬧了緋聞被家長得知把她轉到中原五七幹校農場，一個年紀最小的回城過年後稱病再也沒有回鄉，就剩下老姐仨守家呆地“順著壟溝撿豆包”（當地對務農為生的俏皮說法）。
選調考學既然排不上號，就設法辦困退病退回城，那些年，鄉下插隊的知青人心浮動，為了早日離開窮鄉僻壤，挖空心思，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跳不出農門回不了故鄉的，“曲線自救”——“轉插”，往故鄉附近的縣鄉折騰，向城裡的親人靠攏。大概是這個時候，我這位女插友走了。聽說她轉到了離天津二百來裡河北省中東部渤海邊一個窮縣插隊，那個縣是以某烈士名字命名的。
“那兒哪是我的老家啊！是我父輩的老家。我打小出生在天津，老家一次沒去過。父親年輕時就來天津衛謀生，再也沒有回去過，老家早沒有近親啦。上山下鄉高潮那幾年，親戚家的叔伯兄弟姐妹許多人也下了鄉。春節回家走親戚拜年，聽說幾位堂姐妹都倒騰到天津周邊的縣鄉插隊，回不了市裡，就回河北省老家吧，那兒離天津總比關外近多了。叔伯姐妹點撥我，女知青向家鄉向爹孃靠攏，途徑只有一條，在附近農村找個物件嫁人，嫁個在村裡有點兒權勢的男人。於是家長出面托熟人幫忙，幫我轉插到這個窮縣小村。轉插的前提，嫁給我素不相識的男人。這男的三十來歲，是村支書，後來成了社隊企業磚廠的承包負責人。他家是本村大戶，男人在家老大，我嫁過來就成了這個大家族的長房兒媳婦。
“婚後我生了倆孩子，兒女雙全。不再下地幹活，整天操持家務伺候一家老小。男人身體不好死的早。是我一手把小叔子小姑子拉扯大的。
“文革過後，上山下鄉運動停止。允許知青回城，我卻因為成了家有了孩子紮下根回不去啦。統籌解決知青下鄉遺留問題，上頭不斷出臺新政策，下鄉計算工齡，趕上地方‘土政策’，我結婚後就失去了知青身份，不再算工齡，收入很有限。唯一讓我能沾上光的政策是，老知青定居下鄉地的，可將一名子女遷回動員地城市，落上城市戶口。有了這個城市戶口，這孩子就可以吃商品糧，可以在城裡上學唸書，畢業後可以在城裡安排工作。一句話，一輩子出路和前途就有了指望。當年我下鄉，戶口頁呲兒一聲撕下來，從此再也不是城裡人，後半輩子成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鄉巴佬。那個滋味，我心裡最清楚。兒女嚮往大城市生活，想過上好日子，當孃的當然理解。就一個落戶指標，只能讓一個孩子進天津城，讓我兩難。其實我更希望兒子留在身邊。養兒防老是傳統觀念。特別是在農村，幹農活，分宅基地，沒有男孩怎麼行？
“慶幸我兒子懂事，進城的機會他讓給姐姐了！不爭不鬧，讓我滿天愁雲都散了。
“倆孩子還算出息。女兒回城，麥當勞打工。找了個物件，刑警。日子過得順心。兒子中學畢業招工到縣電業部門工作，經濟效益不錯。倆孩子都成家立業了。”
插友說，兒女添丁，她有了三輩兒。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滿全和，孫輩繞膝。其樂融融。定居天津衛的女兒女婿孝敬老孃，在天津中環線外給她買了二手房，二樓獨單，接她來城裡居住度晚年。給她買了手機教會她使用，幫她聯絡上了昔日插隊集體戶的姐妹兄弟。後來她學會開微信，入群聊，解悶。
可她在天津衛住不慣。孃家父母雙親“早走了”（去世），弟弟妹妹各有各的家各過各的，女兒女婿每天早出晚歸上班奔忙，“白眼兒”（外孫女）上幼兒園也不用她管，她整天無所事事，閒得發慌，六神無主，百無聊賴。集體戶插友聚過三兩次，不能天天見面，我約她到知青角參加過幾次老知青活動。我倆這次長談深聊，就是在公園知青角活動散場之後。
自閉性格使然，插友不善交際，不願跟生人交流，難以融入老知青群體。她下意識中自我邊緣化。她已經不適應大城市生活的快節奏、新時尚和生活方式。來天津沒住上半年，她就悄然回了縣城，回到屬於她的那個家。她已在那個小縣生活了幾十年，傳宗接代，香火延續，深深紮根，再也難以割捨。她習慣在她那個大家族裡受人尊重的長者角色。她沒有更多奢望，能跟兒孫一起平靜的生活，養雞種菜，摸索著乾點兒力所能及的家務活，一家老小平平安安守在一起過日子，這就是幸福，這就是快樂。
“最近跟兒子搬到縣城住了。現在的縣城小區也是高樓大廈，街上車水馬龍，菜市商場吃嘛買嘛都有。”今年春節，她主動打電話給我拜年，“歡迎有空來我家串門啊！”
插友誠邀，想必她現在日子一定過得很不錯了。“好的。”我答應她。路途不遠，真該哪天抓個空，約上也是插友的同伴開私家車去那座欣欣向榮的縣城逛一遭，親眼看看她入住的新小區，體驗一下她晚年愜意的新生活。
（2020。12。12）
作者：沙舟 ，天津老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