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志傑
國慶節假期，我們將舉辦一次入學40週年聚會。
1979年9月5日，我坐火車到濟南，這天是山東大學新生入學的日子。那時候的火車，慢得讓人心急火燎，上午10點半從老家王松站坐上開往濟南的302次列車，見站就停，230公里的路程走了近9個小時，到達濟南已是晚7點多。此時太陽還有餘暉，照在濟南站小洋樓頂子上，閃著熠熠光芒。
大字橫幅“山東大學新生接待站”老遠就看見了，拖著行李過去。接站老師看了一眼報到通知，幫著上了一輛解放大卡車。車廂裡既有行李也有人，有些擁擠。回頭看看車上的同學，大都是一臉稚氣，表情嚴肅，行為規矩。擠在身後的是一位膚色深沉的女生，高挑的個兒，一頭烏髮紮了一個鬆散的辮子，整個人顯得很精練。其實，就看了一眼，記住了她。
好幾輛大卡車浩浩蕩蕩開出車站廣場，左轉又左轉上了當時濟南唯一的跨鐵路橋，就是天橋。一會兒又右轉進入北園路，一直東行。車行約摸半小時，復跨鐵路，走過一片菜地，也有藕池，又過一片綠油油的玉米地。這是北關火車站和黃臺火車站附近的農田，山大新校就是在這片農田中於1958年拔地而起。
卡車從北門進入校園，路東是一個操場，路西雜草叢生，有幾臺機器，看上去是要動工搞建築。果然，兩年之後，這裡新建了學生宿舍10號樓和多功能學生食堂，食宿得到極大改善。食堂還新進了一位長相俊美的女服務員，她賣飯的視窗天天排長隊，當然都是男生，成了食堂一景。
那時候新生報到沒有現今隆重熱烈的場面。大卡車停在文史樓旁邊，好像校園裡只有文史樓、數學樓和化學樓，學生們各自去找自己的樓，樓下有各系接待的老師。
歷史系接待新生的桌子擺在文史樓北門。遞上入學通知書，一位身材稍胖的老師拿過來一看，說了句“濰縣的許志傑，你們縣就你自己”，讓我驚訝的是他還知道我的歷史考了87分。原來這位和藹可親的老師就是當時的系辦公室主任、考古學家宋百川先生，他參加了當年的新生錄取工作，熟悉每個學生的基本情況。本來我也是帶著一臉嚴肅和有點恐懼的心理走進神聖的大學校園，見到平易近人的宋老師，嚴肅和恐懼一掃而去，瞬間感覺到家一樣的踏實。
在報到處又認識了申海田、崔紀新兩位老師，申老師風華正茂，崔老師如花似月，記憶頗深。
一位女老師領著一個男孩走過來，老師年輕漂亮，看上去手裡領著的那個孩子卻有點搭配不當，個矮、瘦弱、黢黑。宋老師介紹說，這是你們輔導員孫海燕。她手牽的那個小孩竟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歷史系79級年齡最小的王文明。他出生於1964年11月，入學時還不到15週歲，比班上歲數最大的同學小了十幾歲，來自山東省惠民地區。
那時王文明老家的經濟狀況不太好，正在長身體的他既要努力學習，還要拿出相當一部分能量增高，體內的熱量儲存不足以支撐雙線作戰的需要。小文明以相當好的成績考入山大歷史系，卻也耽誤了長個兒，隱約記得他當時身高不過1。5米。入校之後，吃得飽吃得好，一頓能吃四個大饅頭，營養跟上了，噌噌地躥個兒，畢業時他的身高達到了1。8米。
跟我一輛卡車到校的那位女生也來報到了。只聽她說，我叫李紅，歷史系的，是來報到的。說起話來很乾脆。這應該是我見到的最早的一個大學同學。
入學後李紅一下子紅了，仗著自己良好的身體條件，成為系、校兩級排球隊的絕對主力，還當了一段時間隊長，帶著山大女排稱雄全國高校。我們彼此並未打招呼，待她辦完入學手續，接待人員把我們一起引到宿舍區，男生宿舍是4號樓，與女生宿舍挨著。後來也因此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這是後話。
學校給出的報到時間是9月3日至5日，我來得晚，其他舍友都已住下了，他們整好了鋪蓋，已經過上了正常的大學生活。
我們330房間，四張上下鋪的大床佔去宿舍的左右兩側，中間四張小桌並排，剩下的只有側著身子進出的空間了。八個舍友中，林鐘明來自福建龍巖，呂洪來自河南開封，李炳泉來自河北張家口壩上，至今記得他老家名叫剃頭莊，其他都是山東人。歲數差不多，最大的不過20歲多點，最小的是林鐘明，16歲。
初來乍到，彼此生疏，每個人把從老家帶來的土特產放在桌上，也沒人品嚐，似乎心境尚未平復。睡覺前大家互相問了哪裡來的、多大了，便各自歸位，看書的看書，想家的想家，寫信的寫信。過後有同學說晚上聽到了哭泣的聲音，但不知是誰，問了，誰也不承認。
宿舍裡很是沉寂，我就看學校發的一些小資料，其中有《新生入學須知》《學生手冊》這類東西。後者應該是教育部統一頒發的，有在校期間不準談戀愛、不準吸菸喝酒之類的規定。所以到畢業時，只要確認戀愛關係，兩個人就必須一個東一個西，不能分配到一個城市，其理論和政策依據大概來源於此。
近日，李少莉同學把珍藏的《新生入學須知》發到我們“相識40年”的微信群，仔細閱讀，倏忽變化，與物推移，自己親身經歷過的那些事竟然毫無留痕，變得那麼遙遠。
《新生入學須知》共有11條，其中有關於助學金的規定，一般學生實行人民助學金制度，職工學生實行職工助學金制度。班上87人，十幾人入學前參加了工作，屬於帶工資上學，其中一個同學每月還捐贈幾塊錢，作為班裡的活動經費。其他同學都是申請人民助學金，我獲得的人民助學金是17。5元/月，平日的吃喝基本夠了。
“須知”中還有這樣的話：因住房比較緊，非必需用品不要帶來學校。的確，1977年12月高考恢復之前，各大學已經十幾年沒有發展建設，恢復高考之後，學生進來，住宿、食堂都成了難事。我們住的新校4號樓，趕在開學的日子竣工，牆面還溼漉漉的。食堂是在一個類似禮堂的大屋子裡，打飯排隊，飯桌也擁擠，只能買了飯端到宿舍吃。
入學的那天，初來乍到，難免有些緊張，留下不少故事。班上有一個叫張曉松的，還有一個叫張曉生的，學校在安排宿舍時誤將兩個人的性別顛倒，把張曉松的名字貼到了女生宿舍，把張曉生安排到了男生宿舍。張曉生到女生宿舍找不到自己的名字，誤認為沒給自己安排住宿，小姑娘當場哭起來，輔導員孫海燕聞訊即至，問題迎刃而解，曉生破涕為笑。
故事很多，青春年華，無關歲月。我們還是那幫一起讀書的大學生，還是那幫一起在操場奔跑的追風青年，還是那幫一起敲著搪瓷碗去打飯的餓漢子。
己亥金秋，我們又開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