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後代比擬，唐代的筆墨獄是十分細微的，用後代帝王的目光去看唐詩，犯“大不敬”或“謗汕”之罪的屈指可數。

宋人洪邁嘆曰：“白樂天之《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皆為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新安吏》、《出塞》，終篇皆是。”

清人也感慨白居易的《長恨歌》：“文章妙絕世，禮教恐未安。律以大不敬，夫何辭罪衍？”

唐代君主，與後代君主比擬，並不以文人詩詞治罪。那是因為，唐代時，是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強大期間，四海鹹平、萬國來朝，統治者天然是有一種普天率土無不涵納的胸懷和自大。你們文人愛咋地咋地，胡亂寫上幾篇，宣洩宣洩平常的不如意，是無可非議的最一般不外的工作，沒有必要去少見多怪，自行對號入座，致使自尋煩惱。

即使大唐帝國到了山窮水復的遲暮之年，君主們也不屑於從文學作品中實事求是，拿文人出氣。

話說回來，要說唐代沒有筆墨獄也是不嚴謹的。德宗期間的李實培養的成輔端“詩諫”之禍，就是唐代為數不多的筆墨獄中的一個典範事例。

主人公成輔端是宮中的一位伶人，因關中大旱之年，蒼生沒法交納錢糧，故作詩歌反應官方慘景“秦地江山二百年，何期云云賤故鄉。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兩千錢。”被京兆尹李實以“誹謗國政”之罪名收押並上奏杖殺，預先，德宗很有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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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皮子直打架，我想去睡覺

上小學的兒子在裡屋寫作業。不一會兒，他走過來說：“媽媽，我作業做完了，眼皮子直打架，我想去睡覺 。 ”我 ：“ 好，睡去吧！早上還得起早呢。”過了會兒，我去看他睡著沒有，沒想，他竟然躺在床上玩手機呢，我怒道：“你不是眼皮子打架嗎？怎麼還玩手機？”兒子：“剛才是眼皮子打架，我用手機勸了勸，它們就不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