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似禪心靜, 花入覺性圓, 自然知了—解讀五代書法家楊凝式

在書法史上,楊凝式曾被稱作“楊風(即‘瘋’)子”。在戰亂頻繁、文藝闕如的五代,人們無暇顧及超然物外的書法藝術,而楊凝式的出現填補了這個空白,他將自我的矛盾引入書法創作中,對古典書法產生了一種衝擊,並取得了空前的和諧與統一的藝術效果。這除了他超凡的藝術功底和獨特的審美情趣外,最能引起人思考的便是他現實心態的真實寫照,他以“瘋癲”的狀態書寫了自己極具個性的靈魂的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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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是中國歷史上極為混亂的一個時期,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使文人的命運極度惡化,這與魏晉南北朝之際計程車人處境極為相似。《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五中記載了朱全忠以“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之由大肆屠戮文人。可見當時文人的性命受到急迫的威脅和嚴厲的重創。亂世之中,一些文人醉入市井糜俗的生活,沉湎酒色,與世無爭成為這個時期他們在亂世中的一種避世生活方式。但在這些文人的群體中,楊凝式可謂是異類,他佯狂避世的策略和不屑一顧的態度為我們帶來了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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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凝式雖然冠以“楊風子”的綽號,但他真是瘋瘋癲癲的嗎?其實不然。試想,如果他真是一位瘋子的話,他將一事無成,更別說撐起一個時代的書法藝術了。楊凝式的“瘋”使我們很自然想到書法史上稱之為“顛張醉素”的張旭和懷素,他們三人雖都以“癲狂”享譽書法史,但張、懷二人之巔源於生性嗜酒,每喝大醉,便開始墜入癲狂,揮毫疾下,隨手萬變,應紙成書。而楊凝式之巔卻並非酒酣興發後的馳毫驟墨。換句話說,他比任何人都清醒,他的瘋癲是“做”出來的,是“做”給當朝的縉紳官吏看的。當一個瘋瘋癲癲的楊凝式出現在世人面前的時候,大家就放鬆了對他的警惕,從而為他贏得了更大的安全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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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凝式之所以出現這種異位失衡的狀態,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我們所說的異位包括他的審美思想、書作傳達以及處世態度。這種反叛性的異位表明了作為亂世時期文人的一種文化態度,於是他的書風脫離了俗膩中庸,趨向個性風格的藝術本源,將個性和才華充分地發揮出來,用書法的表現形式將其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形成了其獨有的品格。

一、亂世的時代背景是異位失衡的外因條件

怎樣的時代氛圍,影響怎樣的文化主體,怎樣的社會背景,造就怎樣的社會意識。五代亂世,由於社會的動盪,書法藝術也江河日下,於是有了書法史上“五代衰陋”一說。但歷史的車輪並不是合轍向前,正如魏晉南北朝的亂世成就了以“二王”為領袖的晉韻書風,在五代楊凝式的異軍突起也填補了這個空白。兩者的一個共通點就是身處亂世,人性的壓力促成了他們精神的被迫超脫,讓他們不再顧眷世事,而是將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他處,自我意識的凸顯使他們向外發現了自然天趣,向內發現了自我真情。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晉韻書風在五代時再現於楊凝式身上,而且他還擷取眾家之長,形成了自己自由多變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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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奈的文人心理是異位失衡的內因之旨

身為朝廷一臣的楊凝式由於亂世的境遇,而報國無門,境由心生,無奈的心理使他自我失衡。這樣的心理讓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竹林七賢”皆是當世名士,在政治上也本有濟世報國之志,但又不得不嘆於世事之不可為,於是他們只得不涉世事、退隱朝野、明哲保身,或談玄論道,或臨流賦詩,或酩醉不醒,或緘口不言。但這絕不僅僅是真正意義上的“魏晉風度,名士風流”,而是埋藏在心內的深層憂慮,故而只得從虛無縹緲的幻想裡去尋找慰藉。楊凝式與“竹林七賢”的境遇可謂同病相憐。他雖仕任五朝,卻屢次託病罷官歸隱。更迭不停地朝臣君主,了無休止的戰亂紛爭,使得楊凝式在這樣的背景下扭曲了自己的心理,加深了他的矛盾和無奈。同時代的文人墨客,無法忍受這種政治的無奈而逃遁隱世。與他人相比,楊凝式的態度則顯得超然獨立,他在無法排遣苦悶的狀態中受到重創,在創傷之後又獲得了精 神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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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也曾論述 :“世 俗地主知識分子既關心政治、熱衷仕途,而又不感興趣或 不得不退出和躲避的矛盾性格,從中唐的萌芽而逐漸分化, 經由晚唐五代到北宋沉澱,一面為建立封建宗法一體化而 努力,另一面則對現實世俗的沉浸和感嘆到日益成了文藝 的真正主題和物件”,於是“人的心情意緒成了藝術和美 學的主題”。因此,內在的精神超越賦予了他超凡的藝術感悟,外在的苦悶現狀轉化為審美核心,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尋求到了藝術的真正力量。正如美國的認知和教育心 理學家戴維·N·帕金斯所闡述的那樣 :創造性的藝術家 是一些不關心道德形象的放浪形骸者。楊凝式正是這樣的 創造性藝術家,他拋開了左右道德的傳統理念,以“佯狂 癲瘋”的姿態獨立於世,將矛盾和無奈的心理轉化為其藝 術創作中的格調和風貌。

三、禪宗的思想是異位失衡的理論根源

禪宗傳入中國時,中國已是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比起禪宗來說,中國已形成的固有意識形態和文化形態,無論是在內容實體還是表現形式上,都具備長足的優越性。這便決定了“禪宗”思想在影響中國人的意識中扮演的不是“征服”的角色,而只能是“融匯”的功能,即發揚其自我的思想內容,補給到中國人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中。因此禪宗成為極富本土意味,成為與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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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是創作者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內心秩序的全部展露,又是宇宙普遍性形式和規律的情感同構。書法藝術是審美領域內人的自然化與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統一的一種典型代表 :它與禪宗主張的“迴歸自然”“無意識”有著同一的觀點。”禪宗強調心性本淨,強調挖掘個體感悟,這在藝術創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隨著禪宗這種“重視本心、追求本色”思想的深入,書家也不囿於先賢筆法的約束,更重視書法對個人心性的表達和傳遞,反對矯揉造作,提倡妙趣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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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凝式正是這樣一個優遊於禪、儒、釋、道之間超然物外的散僧,北宋黃庭堅亦推其為“散僧入聖”。在楊凝式的題壁詩句中亦有“#楊凝式#院似禪心靜,花入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從詩句的字裡行間可以窺探禪宗思想對他的影響。正是禪宗主張的這種“自心是佛”“迴歸自然”的思想,讓這一個亂世中的文人找到了抒發內心審美心理需求的門徑。這在朝野世俗之中是不可能找到這種“潛心養性”的歸宿的,在這樣的五代亂世,山林、溪澗、幽谷、寺觀應當算是可以陶冶抒發的寧謐之所。這也是為何其“居洛下十年,凡琳宮佛祠牆壁間,題記殆遍”的原因所在。在這裡楊凝式尋求到其宣洩的方式,為世人留下了瀟散自如、輕鬆明快和極富宣洩情味的書法作品。楊凝式的這種“自出新意”和“無意於佳乃佳”的狀態給予了宋時文人墨客於書學上的期待,也正是這種期待,使得尚意書風由此勃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