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網路上出現了不少為明朝天啟朝時期的“權閹”魏忠賢平反的文章。
在這些文章中，對於魏忠賢所謂的“政績”進行了極為高調的“歌頌”，比如正是魏忠賢廢黜農業稅、加徵礦業稅和商業稅，從而讓當時的國庫充盈起來，而也正他在遼東戰場上的用人得當、舉措得力，才使得明朝穩定了戰局，甚至還取得了積極的成果。與此同時，這些文章還對東林黨人進行嚴厲的批判，認為以周延儒、錢謙益為首的迂腐文臣才是導致明朝滅亡的“禍根”所在。
於是乎，那句 “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就此被反覆提及，除了對魏忠賢進行“讚揚”與“肯定”外，也是要表現出崇禎皇帝對於當年剷除魏忠賢一事的懊惱與悔恨。
那麼，歷史上，崇禎真的為除掉魏忠賢有過後悔麼？而那句所謂的“忠賢不死、大明不滅”真的成立麼？這裡我就來為大家做一個解讀。
“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這句話本就是子虛烏有的。
“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最早出現在明朝末年的小說家馮夢龍所撰寫的《燕都日記》之中。其原文是：
“起復內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賢遺骸。化淳昔事忠賢，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上惻然，傳諭收葬忠賢骸首。嗚呼！此真謬舉矣。”
這裡先要明確的一點是，馮夢龍本就是小說家，《燕都日記》也是一本杜撰的小說，況且當時的馮夢龍在江南地區，並不在北京城中，是根本不可能直接瞭解到這個時候北京城內的真實情況的，所以這句話本身的真實性就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並且，還要特別強調的是，“忠賢不死、大明不滅”這句話出自曹化淳之口，那就更加的不可能了。
一方面，曹化淳本人對魏忠賢是恨之入骨，是根本不可能幫魏忠賢說好話的。
《燕都日記》在人物關係的設定上，有一個巨大的錯誤，那就是歷史上的曹化淳並不是魏忠賢的心腹，恰恰相反的是，他是魏忠賢的“死敵”王安的心腹，並且他對於王安是極為忠心的。
王安與魏忠賢是在“萬名三大案”之一的“移宮案”中結下的“樑子”，那個時候的魏忠賢還叫李進忠。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登基僅一個月就去世了，然而，繼承泰昌皇帝皇位的朱由校，也就是後來的天啟皇帝卻為李選侍所控制。作為李選侍的親信，魏忠賢與李選侍一起極力阻撓楊漣、劉一燝等人迎請天啟皇帝“移宮”，最終還是在王安的協助下，朱由校最終被“搶奪”走，並且在這期間王安還與楊漣等人共同喝止了魏忠賢等人的追趕。從這個時候開始，魏忠賢便對王安恨之入骨。
隨後，魏忠賢藉助結交天啟皇帝的奶媽客氏，獲得天啟信任並逐漸掌握了朝政，隨即也對王安進行了殘酷的折磨，最終將其迫害致死。而作為王安心腹的曹化淳也在這個時候受到了魏忠賢的排擠和打壓，進而被髮配到南京戴罪留職。直到天啟皇帝去世，崇禎皇帝登基後，曹化淳才被調回北京任職，並且還被崇禎安排其對閹黨進行清算。
所以，於公於私，曹化淳本人都與魏忠賢積怨已深，對其更是極度憤恨，況且在北京城破之時，曹化淳早已告假回鄉多年，本就不在北京城內，所以這句話壓根不可能出自曹化淳之口。
另一方面，崇禎要為魏忠賢“收葬骸首”，那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明史》中，關於魏忠賢的最終結局有著這樣的記載：
“十一月，遂安置忠賢於鳳陽，尋命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詔磔其屍，懸首河間。”
所以，這個時候的魏忠賢除了高懸於阜城城門之上已經十七年之久的頭顱，屍身早已不知所蹤，根本不可能“收葬骸首”。
況且，崇禎皇帝繼承皇位的整個過程可謂是極其兇險，最終是在皇嫂張皇后以及英國公張維賢的幫助下才得以成功登基，以至於張皇后在其登基之後還不忘囑託“勿食宮中之食”，可見魏忠賢有多麼的喪心病狂，而這也讓崇禎皇帝對於魏忠賢是愈發的痛恨，所以哪怕是後來對待魏忠賢的屍首，也會是如此的決絕。
那麼既然是如此，按照崇禎皇帝的性格，也更加不會對於處置魏忠賢有所愧疚與後悔，更加不會、也不可能為其“收葬骸首”。
其實，諸如馮夢龍在《燕都日記》中對於魏忠賢的“洗白”論斷，在當時並不少見，歸根結底在於這一時期的南明弘光政權，是以馬世英、阮大鋮為首的“閹黨”成員把持朝政，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權勢和地位，極力為魏忠賢“平反”，大肆對魏忠賢進行歌功頌德，同時也藉此極力打擊朝堂上的東林黨人。
對此，崇禎年間的翰林院檢討而在清朝入關後卻又果斷投降楊士聰對此給出了一條非常精闢的解釋：
“而迎合時局，謬為誇詡。”
由此可見，所謂的“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只是一句或是為了“迎合時局”、或是畏懼於閹黨威嚴而進行的隨聲附和，其本來的真實性就很值得商榷，如果還要將其作為為魏忠賢進行“平反”的依據，則是更加難以成立。
所謂魏忠賢的“功績”，並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黨爭。
明朝之所以滅亡，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無法迴避，那便是“黨爭”。
從萬曆朝時期的“國本之爭”開始，明朝的黨爭便愈演愈烈，除了個別正直的官員外，絕大多數的朝臣已經放棄了最為基本的是非曲直的判斷，眼中只有黨派的利益與黨派之間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
《雍正王朝》中，雍正的一段關於黨爭的評價，我覺得是非常貼切和到位的。
“是其黨者，不管賢與不賢就百般庇護；不是一黨，不管好與不好就百般攻擊。視朋黨榮枯為性命，置事實大局於不顧。”
有人說魏忠賢廢黜農業稅、加徵礦業稅和商業稅，是利國利民之舉，不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這一點沒有錯，魏忠賢等閹黨成員的主張的這一舉措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家的財政困難，但這並不是他們的根本目的。
要知道，此時東林黨人的主張，實際上代表著的是礦業、手工業、工商業等階層的利益，魏忠賢對其進行打壓和剝削，實際上就是在動搖東林黨的根基所在，為的還是黨爭。
況且，在徵收礦業稅和商業稅的過程中，魏忠賢所派去的稅監管員，是橫徵暴斂，肆意盤剝，使得魏忠賢和不少閹黨官員透過此賺的盆滿缽滿，反而弄得是全國各地怨聲載道，進一步加劇了百姓對於朝廷的不滿。
再來說說遼東戰場，這一時期明朝與後金形成長達四年的對峙局面，更多的還是與孫承宗的努力經營以及天啟皇帝的鼎力支援密不可分，再加上袁崇煥、祖大壽、趙率教、毛文龍等一批遼東將領的英勇作戰，最終挽救了“廣寧之戰”後的遼東戰場的危機局面。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魏忠賢在這一時期多次想要將孫承宗搞下臺，只是天啟皇帝的信任與器重才使得魏忠賢沒有得逞。而在最後，魏忠賢用盡心計使得孫承宗離開遼東後，其繼任者高第直接選擇了放棄了關外全部城池和堡壘，如果不是此後的“寧遠大捷”，孫承宗等人多年的苦心經營很有可能會毀於一旦。
這樣看來，能說是因為魏忠賢在，後金軍隊才打不進來的麼？
再加上魏忠賢對於楊漣、左光斗等一大批真正心懷國家、秉性剛正的官員的折磨與迫害，無疑是對明朝官場的一場災難，同時也留下了一個動盪的政治局面，使得黨爭仍舊漫無止境的繼續了下去，最終一點點的耗盡了大明王朝的元氣。
所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無論是從這句話本身的真實性，還是結合歷史事實的角度來看，都是無法成立的。而從魏忠賢，也因為其本人的陰狠、殘暴、貪婪、奢靡，以及其給當時的眾多朝臣和萬千百姓帶來的巨大災難，斷然無法被從歷史的恥辱柱上給“請”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