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雜劇《對玉梳》中有一句：“送的他離鄉背井，進退無門。”自古以來，中國人對故鄉一直有一種特別的情愫，即便青年時無奈之下背井離鄉，也會想著功成名就衣錦還鄉，倘若一輩子碌碌無為呢，到了晚年依舊想要落葉歸根。可以說，中國人的思鄉情結是貫徹一生的。便如杜甫《大麥行》所言：“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環山之水，必有其源。然而因為各種原因，人們總會離開故鄉，甚至終其一生也難返故土，而這大多都是無奈之舉。然而在十六七世紀，卻有這樣一批傳教士，他們歷經千辛萬苦，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寧願終生不回故鄉。

眾所周知，基督教是羅馬的國教，在歐洲擁有眾多信徒。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等人發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宗教改革，基督教內部開始分化。歐洲北部的大部分人開始反對羅馬天主教，羅馬教皇對歐洲北部的精神統治逐步削弱，權力也日漸式微。

宗教鬥爭如同政治鬥爭一樣，從不停息。宗教改革之後，一些虔誠的基督教徒竭力想要挽回頹勢，想從其他途徑擴大自己的宗教勢力範圍。這時，他們注意到了未經開墾的東方世界，因此決定離開家鄉到東方傳教，以吸引更多的教徒來彌補在歐洲的損失。

在這期間，天主教最大的男修會——耶穌會，於1534年在巴黎創立。耶穌會的創立得到了教皇保羅三世的批准，由羅耀拉擔任會長。羅耀拉是西班牙貴族，曾創辦了羅馬學院和德國學院，有著豐富的宗教活動經歷，對宗教教義有著頗為獨到的見解。

羅耀拉不贊同羅馬教會的一些陳規陋習，例如苦修齋戒等行為。他更主張教徒們加入到社會中去，從事關於經濟和政治各個領域的事務，例如教育、醫院、商業等。另外，羅耀拉一生信奉“為基督征服世界”，於是他也十分贊成海外傳教。

因此，從創立耶穌會到羅耀拉去世，耶穌會的會士已經遍佈全世界，當然也包括中國。當時到中國的傳教士不計其數，例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等。這些傳教士到達中國以後，積極參與到了當地的政治、商業、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活動中，某種意義上，也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

十六世紀中期，沙勿略作為第一批到達東方的耶穌會傳教士。他在傳教過程中，講究入鄉隨俗，學習當地語言，再傳播西方科學思想。其傳教思路對後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種種條件限制，沙勿略終其一生也未到達中國，但是他卻為後來的傳教士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明朝中期，利瑪竇能夠在中國傳教成功，正是得益於沙勿略的傳教經驗。

利瑪竇來到中國後，首先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學習漢語，穿中國服飾，用中文版本傳播自然科學知識和教育，並遵從中國禮節改動了天主教葬禮。利瑪竇這種努力入鄉隨俗的行為，讓他的傳教行為非常順利。在這之後相繼而來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人，也是因為科普西方文化以及科技，得到了中國朝廷的重視。

其中，南懷仁由於天文和武器方面的知識，成為了康熙的科學啟蒙老師，還負責了當時天文臺的研究工作，被康熙封為工部侍郎，官至正二品。在南懷仁死後，他的墓地就安葬在利瑪竇墓旁邊。康熙還親自撰寫祭文：“爾南懷仁，秉心質樸，四野淹通。來華既協靈臺之掌，復儲武庫之需……可謂蒞來惟精，奉職費懈者矣。遽聞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勞，易名勤敏。”可見對其評價之高。

想必有人會疑惑，這些來華的傳教士，為何死後不回國，反而願意葬在中國呢？專家表示：不是他們不願，是他們不敢。當時來華的傳教士們，為了入鄉隨俗，讓當地人更大程度地接受本教教義，允許了教徒按照中國的習俗拜天祭祖。然而在羅馬教廷得知以後，卻大為光火。羅馬教廷認為在中國的傳教士十分失職，竟然允許教徒從事別的祭祀活動，並強烈要求這些傳教士回到西方進行辯論。

對於羅馬教廷的質疑，傳教士們寫信回覆，表明拜天祭祖等行為並非迷信，只是中國人的傳統禮儀。康熙皇帝也曾經看到過這些文書，對此表予支援。然而遠方的羅馬教廷卻不能認可，雙方由此產生了激烈的矛盾衝突。傳教士們這才意識到，如果他們真的回國，不但連自身的教籍會有問題，恐怕連性命都難保。

恰好這個時候，康熙皇帝給這些傳教士許諾，他們可以終身留在中國傳教，不需要再回到羅馬。用現在的話來說，這些傳教士算是第一批拿到中國“綠卡”的西方人。

清朝晚期，大批傳教士來華，他們為傳播西方文化，做了一系列措施，如創辦教會醫院、教會學堂、孤兒院等等。在某種意義上，有益於當時的中國民生。然而，由於清朝晚期政府對於洋人的敬畏，導致傳教士擁有很多特權，有些無賴便加入教會，藉此保護傘為非作歹。因此，後人對於傳教士來華這段歷史，至今褒貶不一。

參考資料：

《大麥行》

《對玉梳》

《清聖祖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