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年（1860年），繼20年前的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又一次為開啟大清貿易市場，派軍艦遊弋天津海口，虎伺北京。

英法聯軍登陸之後，與僧格林沁率領的蒙古馬隊在八里橋展開激戰。清軍在此戰中慘敗，意味著失去了拱衛京師的最後一道防線。

僧王潰敗後，咸豐皇帝開始積極部署離京逃難計劃，最終北狩熱河，成為了清朝第一個逃跑的皇帝。

咸豐逃跑後，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城，火燒圓明園，逼迫清廷與之議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而咸豐也在熱河患上重病，一命嗚呼，落得悲慘下場。

當結局塵埃落定，我們回過頭來看：咸豐當時這麼著急逃跑，到底有沒有必要？

說起敵軍攻入京城，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明末的崇禎皇帝。當李自成大軍壓境時，崇禎皇帝是“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以身殉國，還留下遺言：“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而清朝時英法聯軍進犯北京，當時在京大多數廷臣，都是不主張咸豐逃跑的。甚至後來成為慈禧太后的懿貴妃，當時都極力勸咸豐留在北京。

當然，大家勸咸豐留在北京，並不是希望他和崇禎一樣，去自殺殉國，而是因為天子坐鎮京師，利大於弊。

在晚清官吏吳可讀所著《罔極篇》中，記載了懿貴妃勸阻咸豐的理由：

“皇上在京，可以震懾一切；聖駕若行，宗廟無主，恐為夷人踐毀。昔周室東遷，天子蒙塵，永為後世之羞，今若遽棄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以慈禧當時的水平，能否說出這番話，我們暫時持保留態度。不過以此勸阻咸豐的理由，卻是足夠充分的。

這次打入京城的軍隊，和以往不同。他們並不是為了消滅清朝，改朝換代，而是純粹為了經濟利益而來的。

既然為利而來，那就有談判的空間，咸豐作為國家元首留在京城，總比由恭親王出面顯得更有誠意，也能在談判桌上爭取回些許主動。

總的來說，就是咸豐根本沒有逃跑的必要。

然而，由於咸豐內心畏懼洋人，自己又不想當一個籤城下之盟的君主，結果還是選擇了逃避。

而咸豐突然逃跑，不僅失去了挽回主動的機會，而且讓京中百官萬民張皇失措，以致區區數千人的英法聯軍得以在北京橫行無忌。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在北京大肆劫掠，在一定程度上，便是有仗著主人不在家的心態在裡面。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大臣們的另外一個擔憂，便是皇帝離京，容易讓有心人鑽空子，伺機篡位。這個可能篡位的人是誰呢？那就是咸豐的親弟弟，道光的第六子恭親王奕訢了。

眾所周知，當年咸豐和奕訢的奪嫡之爭中，咸豐最終以微弱優勢勝出，但在道光皇帝心裡，始終是非常重視奕訢的，所以在臨死前，特封其為恭親王。

如今咸豐出逃，能留在京中與洋人談判的，只有恭親王可以勝任，這讓很多忠於咸豐的大臣表示了憂慮，紛紛上疏或明或暗地指出這一問題。

如侍郎潘祖蔭奏摺中說：“向來巡幸必派留京，……事起倉促，委託無人。留鑰之司，設有居心遽思乘此時機，暗幹天位。萬一鑾輿既出，竟有修箋勸進之人，彼謂幸則為唐肅宗、明景泰，否則亦不失為張邦昌、劉豫耳。”

雖然後來恭親王盡心和談，並未做出謀反舉動，但兄弟分隔兩地，使咸豐和恭親王之間產生了很大隔閡。

這也導致咸豐在熱河病重後，始終不信任恭親王，在安排顧命大臣時，把眾望所歸的恭親王排除在外，以致後來禍生蕭牆，兩宮太后與恭親王聯合發動政變，為晚清時期慈禧垂簾聽政，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