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被診斷患有罕見染色體不穩定疾病的孩子的家庭成員和其他臨床醫生要求遺傳學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量化孩子的癌症風險。僅僅說他們患癌症的風險很高是不夠的。精確的癌症風險評估對於癌症監測和預防指南的制定至關重要。例如，在源自美國癌症研究協會癌症易感性研討會的系列文章中，決定不建議對每年癌症風險低於1%的惡性腫瘤（兒科期間）進行癌症監測。癌症遺傳學文獻包含許多描述遺傳病患者病例系列或登記處癌症發病率的文章，但這項工作天生就有偏見，因為沒有癌症的患者可能不會在醫療中心尋求治療，甚至不會被診斷出患有相關遺傳病。因此，在為家庭提供建議或制定指南時，很難使用來自這些型別研究的癌症風險估計。
在這篇社論隨附的文章中，Dutzmann等人利用國家基因診斷和兒童癌症登記資料來估計患有這兩種罕見染色體不穩定疾病的個體在兒科年齡範圍內的癌症風險。報告的高癌症風險和惡性腫瘤的特定模式應該使臨床醫生能夠制定更合適的癌症監測和治療方案，以提高生存率和降低發病率。
基因診斷是基於對1973年至2020年期間德國任何懷疑患有這些疾病的患者的全國性參考實驗室（維爾茨堡大學和漢諾威醫學院）的資料進行的分析。第二個全國性資源是德國兒童癌症登記處，自1980年以來一直負責監測15歲以下（至2008年）和隨後17歲以下的惡性腫瘤病例。與大多數癌症登記處一樣，非惡性腦腫瘤，例如低級別膠質瘤，也包括在內。這兩個國家資料集的聯絡為本文提供了主要結果，沒有先前描述的偏見。這種型別的註冊連結在處理罕見疾病時特別有效。使用全國性罕見疾病診斷佇列的另一個例子是分析法國2型神經纖維瘤病患者的腦膜瘤手術結果。由於缺乏國家參考實驗室和醫療保健系統，這些型別的研究在美國很困難。然而，Lupo等人最近將美國全州出生缺陷和癌症登記處聯絡起來，以確定具有特定出生缺陷的兒童患癌症的風險。
令人失望的是，研究人員無法訪問德國患有這些疾病的成年人的相同型別的癌症登記資料，特別是考慮到越來越多地使用造血幹細胞移植（HSCT）治療FA。這些人進入成年期的壽命更長，並且顯示出患頭頸癌等惡性腫瘤的風險增加。最近兩份關於FAHSCT倖存者的報告表明，40%-70%（取決於隨訪時間）的個體發展為頭頸部鱗狀細胞癌。考慮到惡性腫瘤、免疫缺陷和嚴重神經功能障礙的綜合風險，AT和成人發病的癌症的情況更加複雜，因為許多AT患者無法存活到成年期，導致青春期和青年期肺功能衰竭的悲劇性損失成年。
用於識別地理區域中每個具有遺傳病的個體的截然不同的方法最近涉及基因組規模測序，例如研究GeisingerHealth人群中具有DICER1致病性變異的個體9或相反地使用高度特異性和敏感的臨床特徵，例如例如，研究人員使用神經纖維瘤病1型診斷標準系統地對德國六個州的152，819名6歲兒童進行體格檢查，以確定所有1型神經纖維瘤病患者的驚人研究。這些研究，如Dutzmann等人的研究共同的目標是研究具有罕見遺傳疾病的個體的公正群體，以告知最合適的癌症預防和監測方案。
這項對FA和AT患者的研究能夠整合1970年代開始的患者資料——早在DNA診斷方法出現之前——因為基於細胞的診斷分析的可用性。有多種罕見的常染色體和X連鎖隱性疾病，患者細胞的缺陷狀態導致在參考實驗室中檢測到的獨特細胞表型。如本文所述，細胞對絲裂黴素C或雙環氧丁烷的超敏反應可診斷FA和細胞對AT電離輻射的敏感性。具有常用於診斷的細胞表型的其他疾病包括以下：先天性角化不良（端粒長度）、色素性幹皮病（細胞對紫外線輻射的敏感性）和Bloom綜合徵（姐妹染色單體交換增加）。儘管針對疑似孟德爾疾病的患者的基於測序的檢測不斷髮展，但不應忽視這些細胞檢測的高靈敏度和特異性，特別是對於像FA這樣的疾病，其中潛在的遺傳原因鑑定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截至2017年出版的FANCW12迄今已鑑定出22個FA基因。
正如先前文獻所預期的那樣，與德國人口中的兒童相比，總體兒童癌症風險顯著增加，FA的標準化發病率為39（95%CI，26至56）和56（95%CI，33至88）對於AT。儘管資訊有用，但父母和臨床醫生可能很難理解如此高的標準化發病率對於個體患者的絕對癌症風險意味著什麼。研究提供了一些首次基於人群的17歲癌症風險估計，其中FA患者為11%，AT患者為14%。此外，研究提供了每個患有FA或AT的患者的特定腫瘤型別。相當驚人的是這兩種疾病的造血系統惡性腫瘤的患病率。儘管這在之前已經明確，但大量描述FA和實體瘤患者的個案報告使得很難評估該疾病中液體腫瘤與實體腫瘤的相對風險。在FA患者的33種惡性腫瘤中，25種是造血系統癌症，而對於AT患者，它是19種惡性腫瘤中的18種，其中大多數是淋巴瘤。
最近的一項回顧了在決定HSCT治療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易感綜合徵的時機時要考慮的眾多因素中的13條指出，對於那些在AML之前發生骨髓增生異常的情況，HSCT有時可以推遲到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徵（MDS）的早期特徵）發展。這些作者還指出，鑑於與手術相關的風險，AML診斷（或外顯率）的可能性是權衡先發制人HSCT的潛在益處的關鍵特徵。在Dutzmann等人的研究中，2名FA患者在AML之前出現MDS，任何惡性腫瘤的總體外顯率為11%（與更高的AML外顯率疾病相比，例如家族性AML與CEPBA突變）。因此，HSCT可能會推遲，直到有明確的疾病進展跡象，例如透過監測研究檢測到的輸血需求增加或骨髓評估的核型改變（參見範可尼貧血研究基金會的建議）。對於AT，160名患者佇列中沒有AML患者，只有3名患者患有ALL，因此先發制人的HSCT作為預防白血病的措施是不利的，這與共濟失調毛細血管擴張兒童專案的建議是一致的。
在更新監測指南時，這些腫瘤型別的相對風險尤為重要。正如Porter等人的工作所描述的那樣，對16名具有較高造血系統惡性腫瘤風險的個體進行篩查是非常有爭議的，並且模式在世界範圍內有所不同。如上所述，在AML之前伴有骨髓增生異常的FA等疾病可能最適合進行更深入的血液學和骨髓監測。
由於編碼FA核心複合物的基因中的致病性變異而被診斷為FA的患者將MDS或AML作為他們的第一個惡性腫瘤，少數癌症（未另外描述）為第二個惡性腫瘤。相比之下，那些編碼與RAD51介導的DNA修復機制更密切相關的蛋白質的FA基因，例如BRCA2或PALB2，患多種實體瘤的風險要高得多。因此，僅根據雙環氧丁烷或絲裂黴素C斷裂試驗診斷為FA的患者應進行後續DNA分析，以確定特定的FA亞型，以更準確地預測癌症風險。那些具有個別罕見的非FA核心複雜亞型的患者可能會被考慮採用類似於推薦用於LiFraumeni綜合徵的方案的實體瘤篩查方案或體質錯配修復缺陷綜合徵。相反，除了淋巴瘤之外，AT患者發生實體瘤的風險非常低，因此不需要進行區域特異性或全身磁共振成像等監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