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指名道姓打著“清君側”旗號的起兵，最終都被證明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叛亂，除了西漢“誅晁錯”的七國之亂，還有唐朝“討楊國忠”的安史之亂、明朝“誅齊黃”的靖難之役。為啥只有漢景帝乖乖地聽叛軍的要求、自己殺掉了晁錯？

咱們不能只盯著漢景帝為人狠辣、薄情寡義，更應該看到晁錯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來講，七王之亂確實“被逼而反”；西漢全面削藩的時機並不成熟，晁錯的強硬手段並不合適。更何況在這個過程中，他試圖公報私仇，卻因此把自己推向了死地。

西漢的諸侯國既是歷史遺留產物，也是維護統治的有效手段。

當初在楚漢相爭階段，劉邦為了團結一切力量對抗強大的項羽，不得不順勢而為、分封了一些異姓諸侯王。但這畢竟是權宜之計，當時的那些諸侯國疆域大、人口多、地段好，而且在轄區內擁有幾乎獨立的政治、經濟、人事權力，雖然暫且遵從劉邦的皇帝地位，但假以時日，必定會發展走向戰國時期那樣的混戰局面。

因此，出身於秦國基層官員體系、認可大一統模式的劉邦，迅速以雷厲風行的手段消滅了異姓諸侯王。然而，在那時的交通、技術條件下，身在關中的朝廷並不具備直接控制全國所有地區的條件；而且，從劉邦的視角出發，秦末六國舊勢力之所以成功復辟、勢不可擋，當初秦始皇拒絕宰相王綰在燕、齊、楚三地設立藩王的提議，無疑是前車之鑑。

因此，作為穩固政權的折中手段，劉邦把原異姓王的舊地分封了九個劉氏宗室子弟，並且與功臣們達成了“非劉姓不王”的白馬之盟。

客觀上來說，西漢初年的劉氏諸侯王，在拱衛中央、穩固政權、發展地方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就像當初秦始皇說的那樣：“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又復立國，是樹兵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血緣關係的疏遠，中央與諸侯國之間的矛盾緩緩出現。

比如在漢文帝時期，由於他本為劉邦庶子，前期的地位、聲望、功勞都乏善可陳，只是被功臣們送上了皇位而已。因此，曾發生了公元前177年東牟侯劉興居叛亂、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劉長謀反，雖然這兩起事件都沒造成多大破壞即已失敗，但無疑給中央朝廷敲響了一記警鐘。

有鑑於此，漢文帝採取了多種措施緩解潛在的危機，比如分封自己的兄弟、皇子為諸侯王，制衡那些跟自己血緣較遠的老藩王；“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把大諸侯國拆成小國，使其單獨難以抗衡中央。

經過這一系列措施，西漢的中央與諸侯國之間暫時歸於風平浪靜。然而，隨著漢景帝劉啟的繼位，局勢再度惡化。

當初，吳國的世子進京朝見漢文帝，隨後跟時任太子的劉啟喝酒、下棋取樂。原本兩人還有說有笑、其樂融融，但由於在下棋時起了爭執，劉啟一怒之下抄起棋盤痛毆對方，竟然把人家活活打死。

自己的兒子再不濟也稱不上熊孩子，如今卻因一盤棋就被皇太子打死，而且還沒給出什麼說法，換作任何人處在吳王劉濞的位置上，想必都會心生不滿：皇太子可以隨心所欲打死藩王的世子，是不是皇帝隨時可以揉捏、欺負藩王呢？沒有過錯卻憑空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威脅，任誰都不願意束手就擒。

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此時的吳王才萌生了反叛的念頭。但這一念頭並不那麼牢固。

起初，劉濞在氣憤之下稱病不肯入朝，雖然涉嫌對中央不敬，但考慮到失子之痛，這也情有可原；但朝廷的應對卻異常簡單粗暴：“系治、驗問吳使者”，這必然使得劉濞更加恐慌，不得不策劃謀反；

但當漢文帝最終放回使者，賜給自己几案、柺杖，並且出言撫慰後，劉濞緊繃的神經才得以放鬆；加上吳相袁盎經常從中勸說，吳王劉濞幾乎已經沒了反叛的心思。（記住袁盎這個人，晁錯的命運跟其息息相關）

漢景帝即位後，立即接納了自己老部下晁錯的《削藩策》，暴躁地推行了一連竄的削藩舉動：

公元前155年，趙王有罪（具體啥罪不清楚），被朝廷削奪了常山郡；

公元前154年，楚王劉戊進京朝見時，晁錯以其在上一年為薄太后服喪期間“私奸服舍”為由，建議漢景帝將其殺掉，後來改為收回東海郡以示懲罰；

而膠西王劉昂，則因涉嫌賣官鬻爵，也被朝廷剝奪了六個縣的封地。

同時，晁錯還重點盯上了吳王劉濞，建議漢景帝對其從重從嚴、大削特削，而且說辭很戲劇：

罪名——前有“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今有“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

前者不再贅述；後者指的是吳地有豐富的銅鹽資源、財政富裕，於是劉濞不讓百姓交稅、服役，而是花錢聘人來幹；每到逢年過節，他甚至還慰問賢才、賞賜平民。生活在這樣的諸侯國，理論上是比較幸福的。

但“稱病不朝”這事在漢文帝時期已經翻頁，後一項罪名則更加可笑：在長期的休養生息政策下，吳王因地制宜、發展經濟並沒有罪過，善待百姓更不能成為什麼罪名，難道只是因為人家發展形勢向好、就自然顯得用心不良？至於“誘天下亡人謀作亂”，更像是欲加之罪，並沒有具體的證據。

但晁錯不管邏輯行不行得通，他很快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這句話可以這麼理解：反正我不剝奪你的封地你也會造反，乾脆直接大削特削拉倒。

這等於是首先假設吳王會犯罪、所以要主動對其下手。凡事要有證據，晁錯這幾乎是把沒罪的藩王當成了反賊來對付，活生生逼得別人“被謀反”。

然而，也許是漢景帝心虛（自知與劉濞有過節），對於晁錯重點削弱吳王的主張，他並沒有提出質疑，反而下令群臣討論其可行性。

對於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行為，眾人心知不妥，但一來明白漢景帝的偏好，二來忌憚為人峭直刻深、信奉法家學說（有仇必報）的晁錯，沒有人出言辯駁；唯一堅決反對的竇嬰，果然被晁錯視為了眼中釘。

平心而論，從大局、長遠來看，為了加強皇權、穩固大一統局面，晁錯的削藩主張並沒有問題。不過，一個政策即使再合理，但如果不允許正常的不同意見，也有可能會淪為“惡政”。（後世的王安石變法也是如此）

晁錯此舉便是這樣：削藩沒錯，但這事的初衷是為了維護西漢的穩定與和平，而不是激發戰亂。最佳的方案，是像漢文帝那樣，採取循序漸進的模式，溫水煮青蛙般逐漸加強中央的權利、削弱藩王的實力與影響力；而不應該在沒有任何應對方案的基礎上，把中央與藩王的矛盾突然拱到檯面上來，讓各方都沒有迴旋的餘地，只能步入兵戈相向的境地。

沒多久，朝廷剝奪豫章郡、會稽郡的詔令傳到吳國（吳國總共只有三個郡），前有弒子之恨、現有削地之仇的劉濞憤然聯合其他諸侯起兵。

客觀上而言，這本質上是被逼維護自己生存權益的無奈之舉。當時大漢王朝承平日久，各項事業蒸蒸日上，若不是狗急跳牆，誰會以寡敵眾、以卵擊石？

而在另一方面，漢景帝的削藩之舉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動，同情藩王的並不在少數，再加上諸侯王們提出了“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朝廷並不是完全佔據了輿論優勢，而此時的晁錯則更加尷尬。

首先，作為削藩的倡導者，他已經把自己擺在了極為危險的風口浪尖之上，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一個人太突出的話，必然會成為眾矢之的；

其次，晁錯性格剛烈、剛愎自用、急於求成，凡是反對他意見的的，都被他當成了仇人，甚至還趁機公報私仇。

比如袁盎，他和晁錯一樣性格剛強，兩人之間一向不怎麼融洽。晁錯掌權後，立即派人嚴查袁盎，稱其在擔任吳相時所受吳王劉濞的賄賂，最終導致對方被貶為平民。

而在吳王起兵後，原本只是個“吃瓜群眾”的袁盎，再度被捲了進來，並且改變了晁錯的命運。

如上文所提，袁盎曾經當過吳相，期間還勸說吳王要忠於朝廷；而愛才的吳王也曾厚待袁盎，送禮也確有其事。但這段經歷，就能成為他被株連的罪名嗎？

當吳王起兵的訊息傳來，晁錯第一反應就是要收拾自己的政敵袁盎：你不是當過吳相、並跟吳王過從甚密嗎？那必定知道叛軍的預謀、一定跟他們同流合汙了。於是他準備上奏一本，控告袁盎收取吳王錢財、包庇縱容謀反。

然而，對於這種毫無證據、公報私仇的行為，連晁錯的手下都看不過去了，他們斷然拒絕。正當晁錯猶豫不決時，探得訊息的袁盎為了保命，先行透過竇嬰面見漢景帝，反將了晁錯一軍，聲稱只要殺了晁錯、赦免七國的罪行並恢復他們的封地，就可以天下太平。

而原本就沒有料到七國會聯手反叛的漢景帝為了大局，也不得不接受了這個主意。但凡他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絕不會選擇誅殺寵臣、給自己抹上薄情寡義惡名的無奈方案。

但晁錯之死顯然改變不了大勢：

一來朝廷削藩已經板上釘釘，漢景帝殺掉晁錯，更加證明了此時朝廷並沒有軍事平叛的把握，也許此時正是諸侯國與中央實力差距最小的時機；

二來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已經起兵，藩王與朝廷已經撕破臉，雙方再也不可能迴歸到相安無事的局面。

於是，七國並沒有退兵，但這也徹底改變了雙方的輿論地位，也改變了這起兵變的性質，吳王等人徹底淪為了叛軍，原本還對其抱有同情的朝野力量，完完全全轉向了朝廷。這樣一來，漢景帝的武力鎮壓具備完完全的合法性、合理性，為朝廷上下迅速平亂夯實了基礎。（但如果沒有周亞夫的神操作，這起事件的解決不可能有這麼順利）

而可憐的晁錯，則淪為了這起改變西漢命運的犧牲品。誠然，他忠心可嘉，幹實事、消除國家隱患的勁頭和決心也讓人欽佩，但越是大事、越需要足夠的耐心與智慧。他無視現實困難、急於求成的作風把自己推向了大部分人的對立面；加上他心胸狹窄、公報私仇，反而讓政敵得到了致自己於死地的機會，實屬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