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只記得余光中那濃得抹不開的鄉愁，愁字分立兩頭；長大後，又看到他筆下沉醉的李白，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再後來，小解卻看到了余光中的更多面，一個沉湎於文學批評的評論家。而且，他只懟那些青史留名的大師，凡是你能在語文課本上見到的名字幾乎都被余光中或多或少地批判過。

在余光中的筆下，被批得最慘的一位大師是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是被攻訐的主要物件。我們知道，朱自清在描寫荷塘景色時運用了大量比喻，如“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裡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但余光中認為這些譬喻俗豔、俗濫、大半浮浮、未見出色、想象不充沛、意象不高明……

1977年，余光中發表《論朱自清的散文》，像一個老師批改作業一樣，給朱自清的文章找錯誤。其中一段他是這樣說的：“無論在文字上或思想上，都平庸無趣。裡面的道理，一般中學生都說得出來，而排比的句法，刻板的節奏，更顯得交代太明，轉折太露，一無可取。”這話說得很嚴厲，意思也很明確，那就是朱自清的散文水平與一般學生無異。

的確，學術界是對朱自清的散文有一些爭議的，但如果你以為這就是余光中批判的原因，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余光中對人不對事，只要看不慣的就能懟，就連民國之魂魯迅他都能懟出個一二三來。余光中指出，魯迅一生翻譯諸多，但其翻譯水準不高，而其胞弟周作人則破綻更多，恐怕“難當大師之名”。

在不少人心目中，魯迅是民國文學領袖般的存在，是至高靈魂的攜帶者，他文筆犀利，入木三分，針砭時弊，影響至今。雖然余光中沒有否認魯迅的光輝，只是揪住翻譯這一點下文章，但總讓人感覺不太舒服。另一方面，既然魯迅都敢懟，那麼民國文壇沃土之上就沒有餘光中不敢拔刺的了。

撰有《邊城》《長河》等著作的沈從文，也是余光中所批評的物件，他說沈從文一旦“說起理來，就顯得鈍拙”，又說《邊城》整體上大致可讀，但主題和前言卻寫得雜亂不堪，看不到文學家的影子。還有著名詩人艾青，余光中認為艾青的詩“軟體”（主題思想）可以，但硬體（語言文字）不行，散漫、累贅，又生硬。

當然，余光中所懟人事遠遠不止於此。他還批判蘇曼殊是“蒼白的自憐”，徐志摩是“貧血的理想”，劉大白是“廉價的悲觀”，冰心是“空虛的道德”——他將這些稱為“低階的浪漫主義”；批聞一多離“大詩人”的境界尚遠，其詩太淺顯太單純；批戴望舒一成不變，寫的全是舊詞爛調；批郭沫若連一流詩人也談不上，更別談大詩人了。

可以說，曾經的余光中就像是近代文學界的質量監督員，凡是他看不慣或者覺得不好的人和作品，他都要拿張紙條寫上自己的意見，然後貼上去。看起來，他好像有擁有一套完整且合理的文學批評理論。然而，他的主張完全正確嗎？他發表主張的方式有沒有不妥的地方？

顯然，這並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回答的問題，並且顯然，余光中處理問題的方式是欠考慮的。雖然後來余光中就某些言論表達了歉意，但其態度並不誠懇。而且，這些他往日懟人的言論並不是唯一被披露的黑料，還有令人驚異的“陳映真事件”：因為偷偷告密而險些害死了另一位作家陳映真。所以，一些評論家如今稱余光中已是譭譽參半。

陳映真說他“手法很兩面派”；李敖罵他是騙子，又是馬屁詩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趙稀方發表長文揭露其過往黑料……仿若群起而攻之，余光中一度被送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余光中之所以如此廣泛地批評內地文學大師，必然是有一定利益目的的，也許是為抬高自身身價，也許是因為政治因素，或者二者兼有。

余光中的人生以及文學之旅形成了高開低走的趨勢，尤其2004年被爆出一連串黑料之後，余光中差點晚節不保。可不管是余光中批判眾人，還是眾人批判余光中，批評來批評去，沒有人是徹底清白的。余光中的一些評價有一定道理，眾人對他的圍攻也有真憑實據，那麼究竟誰對誰錯？

沒有答案。小解認為，所謂文學，以及文學能夠沿著正確的方向永恆不停地進行下去，必須要有文學批評，必須要有反對的聲音。一項事業能夠良性的發展，尤其像文學這類主觀性很強的事業，必須要有人站出來，縱然他做的並不完全正確。所以，我們不能抹黑余光中既有的成就，也要正視他所犯下的錯誤。余光中的狂，正是二者互相交雜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