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我努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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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雖然給中國帶來打擊，但是統治者並不瞭解事態的嚴重性。先進的思想家雖然得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正確認識，但朝廷對世界事務仍是懵懂無知，甚至對英國在何方向、道里遠近都全然不曉。直到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爆發，太平軍所向無敵，其勢力活動於大半個中國，其間，英法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打到北京，連皇帝也“北狩”熱河，清政府才切身感到了外國人的 “船堅炮利”。但仍認為這些只是“肢體之患”，真正構成“肘腋之患”的還是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被徹底鎮壓以後，國內曾經出現了二十多年相對比較平靜的時期。統治階層某些上層人物對中外發展的差距已有較多認識，政權相對也比較穩定，如果利用這個機會發展自己，事情未必不可為。日本正是在這個時候透過明治維新，奠定了發展資本主義的基礎。中國統治層中一部分人如軍機大臣奕訢 、封疆大吏曾國藩、李鴻章發起洋務新政，造船造炮，發展軍事工業，隨後又以官辦或官督商辦形式發展了一些民用工業。這些人試圖只在器物層面上作一些變動，而不變動思想觀念、社會制度來謀求民富國強。即使這樣區域性變動也沒有取得整個統治階級的共識，頑固派、反對派，朝野上下所在多有。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也只是居中駕馭，並無定見。這與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統治階級正好相反。一次發展自己的機會就這樣沒能抓住，失去了。甲午一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洋務新政主持者們求富求強的夢破滅了。

晚清發展的第二次機會是在1898年戊戌維新時期到來的。甲午戰後的民族危亡給那些不曾“入仕”的知識分子們以極大的刺激和啟迪。他們講學辦報，集會結社，一方面集聚力量，同時也 給群眾以新知識的宣傳和灌輸 。他們希望透過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方式，變革朝政， 變革思想，發展國家的資本主義。康有為、梁啟超是這些人的代表。恰好年輕的光緒皇帝想鞏固自己親政的地位，擺脫慈禧太后和老舊重臣的控制，於是與康梁一拍即合，發動戊戌變法。但是變法不過百日，慈禧一夥發動宮廷政變，囚禁光緒，處死戊戌 六君子，斷送了變法的前程，使中國再次失去了發展的機遇。

二十世紀初中國出現了第三次發展的機會。在由誰來掌握這機會上卻出現了複雜的情況。在朝的統治者和在野的革命派、立憲派 都想掌握這次機會，而且各自在朝、在野分別演出了程度不等的悲喜劇。 八國聯軍侵華 給清統治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教訓。他們認識到完全按舊的方式很難維持統治，決心實行新政。 從1901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實行新政方面確實有了相當大的動作。朝中大臣反對實行新政的聲音很小，反對新政改革的派別幾乎不存在。這是與前兩次新政根本不同之點。清政府不僅派出五大臣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這是承認政治不如人的表示），而且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法制改革方面邁出了較大的步伐，頒佈了大量的政策法令、規章條例。某些措施已經觸動了清朝統治的根本，如在政治上宣佈預備立憲，在中央設資政院，在各省設諮議局，擴大了民意表達，在官制方面也作了一些革新；在經濟措施上鼓勵資本家投資工商企業、鼓勵資本家發展，商會的普遍發展在客觀上鼓勵了資本家組織起來；在教育上廢除科舉，建立新式學制，舉辦大中小學，形成了新的人才培養機制；在法制改革方面也衝擊了傳統的政法不分、立法司法不清的觀念，等等。這些都是此前的兩次新政不可比的。如果把這兩次新政提前四十年，中國的發展道路可能不同，發生中國式的明治維新並非不可能。

立憲派領袖張謇

但這次新政改革是在中國已經誕生了新的階級力量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新式知識分子群已較多認識到中外發展的差距而力求有更大的改革動作，而最高統治者對皇權的神聖又不許絲毫觸動，對體現皇權的有力統治機構軍機處不許觸動，對應允預備立憲的時間拖得太長。滿族清貴加緊控制政權，尤其加緊控制新練的軍隊，不僅得罪了熱衷於君主立憲的立憲派，也加深了滿漢矛盾；清政府完全站在革命派的對立面，改革以鞏固皇權、防止革命為目的，使得這次改革在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聯合攻擊下失敗，使得清政府最後一次失去了借改革以謀求發展的機遇。

編輯 | 閆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