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重慶，首先映入你腦海中的是什麼？

火鍋？串串？酸辣粉？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和這些美食一樣，都曾是這座城市的標誌。

只不過，火鍋串串依然遍佈大街小巷，人氣鼎盛，而那個群體卻在時代的洪流中逐漸消逝。

他們就是，挑起過一個時代的，重慶棒棒軍。

前幾天，記錄這個群體生活的一部紀錄片——《最後的棒棒》，在全國電影院公映。

影片曾在2015年，上線過13集的版本 ，豆瓣上八千多人打出了9。7分的超高分，網路播放量超2000萬。

導演名叫何苦， 2014年初從部隊轉業，把豐厚的退伍安置費留給了父母，自己只帶著1300元錢，和一個從影樓找來的攝影師，開始了這次拍攝。

他踏進重慶自力巷53號，與棒棒們同吃同住，一起幹苦力，以平視的視角，記錄下了這個群體的生活。

或許是影片的話題較沉重，又或許因經費少，片子製作並不精良，公映的第七天，這部片子的票房才80多萬，連大部分國產電影票房的零頭都不到。

但正是這個片子，讓許多人第一次知道，山城棒棒軍這個群體，從他們身上看到城市裡最堅毅的一群勞動者的生存狀態。

“它不給你那些鏡花水月的幻象，它給你一場皮開肉綻的、殘酷的、荒蕪的生活真相，有些人看過絕望，有些人卻看到微光。”有人曾這麼評價這部片子。

這群人的故事，理應被更多人看到。

1

老黃：我死也要死在這裡

何苦加入棒棒軍之初，跟著師傅老黃學習。

因此，老黃的故事，也是整部紀錄片中分量最重的。

老黃，65歲，重慶江津人，1992年加入重慶棒棒軍。

因為家庭原因，老黃年輕時，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他。

後來，他娶了一個喪偶帶著三個孩子的女人。好不容易，老黃有了自己的女兒——黃梅。

為了一家人的生計，他遠行去東北賺錢。

再回來時，老黃卻發現，那個家早已不是自己的家。

老婆和別人組了新家庭，叫老黃回來，只是希望他把女兒帶走。

老黃當時想過一頭扎進村口的池塘，但看看身邊的女兒，發現“自己連死的權利都沒有了”。

因為教育的缺失，18歲的女兒黃梅，懷了網戀男孩的孩子，兩人因此結婚。

老黃稀裡糊塗當了外公。

但這兩個大孩子根本照顧不了一個小孩，兩人還在鎮子上貸款買了套房子，負債20餘萬。

老黃只得當起了棒棒軍。

剛到自力巷的時候，何苦住的是300元一月的房子，房東告訴他，這已經是這裡最好的房子了。

在看完老黃的住處後，何苦說：“我覺得我住得有點奢侈。”

老黃乾的多是按件計價的體力活。

五張雙層鐵床，每張七八十斤，從四樓搬到街對面的二樓，工錢總共25元。搬運時需要小心翼翼，不能損壞鐵網。

在仔細檢視後，老黃才發現其實是6張。

老黃一再要求，僱主才答應給30元。算下來，搬一張鐵床，5元錢。

作為這個城市的萬金油，棒棒們也會找一些別人不願意做的瑣碎工作。

僱主家的鐵勺掉進了下水道，急著用，老黃就把手伸進下水道去夠，掏出勺子的時候，老黃的手上沾滿了排洩物。

老黃用僱主家的香皂，洗了三遍手。

僱主告訴他：“這個香皂扔了吧，不要了。”臉上寫滿了嫌棄。

何苦跟著老黃學習的第一個月，講好了不參與分錢，權當學費。

但到了月底，老黃還是第一時間把錢分給了何苦。

老黃會寫的字不多，但是每一筆賬都記得清清楚楚。

儘管何苦百般推脫，老黃依然堅持，雖然賺的不多，但絕不肯多拿。

有一次，老黃和何苦兩人，挑著價值幾千塊的美容用品，跟丟了僱主。

老黃就一直在原地等，最後實在等不到，只好將貨物交給了流動警車。

僱主找回物品後，想多付80元的酬勞，老黃堅持只收了10元。

他說：“我等了你那麼久，還淋了雨，至少要加10塊錢工錢。”

老黃就是這樣一個實在人，不肯佔人便宜，也不願意自己吃虧。

過年回家，是棒棒們一年中最嚮往的日子。

“賺錢不易，能省一塊是一塊。”為了省錢，老黃放棄了最快捷的回家路線，轉了五趟車。

耗時一天，老黃總共節約了六塊錢。

回家過年，最體面的馬甲要穿在外面，皮鞋也裡裡外外刷了好幾遍，平時幹活他從來不穿這雙鞋。

沒有鞭炮，沒有酒水，但和女兒女婿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個團圓飯，就很溫馨。

這也是老黃一年一度，最幸福的時刻。

後來，老黃越來越覺得力不從心，走路犯暈，去私人診所一查，才發現血壓已經高達200。

診所醫護人員都勸他去大醫院查查，但為了省錢，老黃只買了些降壓藥。

有一次，老黃實在挺不住，暈倒在路邊。

何苦揹著他滿大街找診所，發現都關門了，便勸老黃去大醫院看看，不用擔心錢的問題。

結果老黃躺倒在了街邊，“我死也要死在這裡。”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老黃倔強得讓人心疼。

2

老甘：60歲我就會轉運了

“一個女人和兩個小偷，左右了老甘的命運。25歲那年，老甘交往了整整5年的未婚妻突然悔婚，老甘痛定思痛之後，決心發奮圖強到重慶幹一番大事業，併發誓有朝一日，把大隊長家的千金娶回家。”

這是紀錄片開篇，對老甘的一段描述。

和老黃一樣，老甘也是命途多舛。

他在每一個似乎能轉行發財的節點，都要被命運無情地戲弄。

第一個五年，他攢了10000塊，準備開個小麵館，從銀行回來的路上，被人摸了包。

第二個五年，他重新攢下25000塊，在準備盤下一個雜貨店時，小偷將這筆錢席捲一空。

老甘於是開始信命。

他專門請了十八梯的李半仙，認真地給自己算了一卦，結果是，自己會在60歲時開始轉運。

後來，老甘給兩個大排檔幹出攤的工作，一個早班，一個夜班。薪水不算高，還要包洗碗。

過年時，一晚上出攤能掙90塊，有錢賺，老甘比吃什麼都開心。

生意慘淡的時候，很多打工者都圍著火烤紅薯，順便解決吃食。老甘說自己只旁觀，絕不往上湊，他怕烤火閒聊錯過僱主。

對他來說，有活幹才有溫暖。

後來，老甘打電話給夜攤老闆，提出要麼漲五塊錢，要麼不洗碗的要求。

老闆沒有說行也沒說不行，直接結束通話了電話。

為了這五塊錢，老甘有點後悔自己的衝動。

失業後的老甘，希望在美食城找到一個收碗、掃地的工作，可轉了半天，都沒看到有鋪位招工。

但他找到了新的出路——撿吃的。

老甘和朋友老金，開始在美食城撿別人吃剩的。他們有自己的原則，只剩半串的絕對不要，只吃基本上還是乾淨的，吃完後，湯還要留著第二天繼續煮麵。

老甘說：“就節約而言，自力巷的同志們基本走在了全國前列。”

拍攝快結束的時候，老甘馬上就60歲了，他想攢一萬元錢給自己風風光光辦個大壽，目前已經攢了700元。

3

河南：我有一個牌桌理想

在老黃、老甘這樣兢兢業業的棒棒之外，還有一個與他們看起來“格格不入”的人——河南。

河南，是住在何苦樓上的鄰居，因為棒棒中很少有中原人，所以河南所在的省份就成了他在這裡的名字。

河南今年44歲，在棒棒軍裡算比較年輕的。

他來重慶20年，前17年當棒棒，後來老闆嫌他吃得多，就失業了。

失業後的河南，暫時沒再找工作。

他覺得，做棒棒沒有什麼出息，迷戀上了街頭賭博。

他說自己是有“牌桌理想”的，等有一天，自己的綠色腰包裝滿紅色鈔票後，他就去做點小生意。

裝滿那個腰包，目測要十萬元。

有一次，河南手氣不錯，牌桌上的賭資堆到了1600元。

可最後一盤，又被人贏走了。

為了紀念這次“歷史性挫折”，河南理了個光頭。

然而這種輸，是河南的常態。

即使身上只剩一個硬幣，困窘到一天只吃一頓飯，還欠著幾個月的房租，河南借錢也要打牌。

河南曾找何苦借過幾百元，何苦說，沒有想讓他還，畢竟指望一個想在牌桌上發家致富的人，是沒有希望的。

何苦和老黃勸河南趁著年輕去幹活，河南振振有詞地說，自己的圈子很好。

為了證明，河南當面給“圈子裡的朋友們”打電話借錢，對方都以各種理由拒絕。

何苦告訴河南：“你醒醒吧，你已經窮得沒有朋友了。”

被圈子拋棄的河南，終於放棄“牌桌理想”。

剛開始，河南幹起了“雜工”。後來網際網路發展，他因為驚人的飯量，被節目挖去做起了吃播，“桶哥”是他的外號。

可惜好景不長，節目才播了兩期，河南就沒能幹下去。

不過最後，河南還是把欠的債都還上了。他說：“我不把這些錢還了，我睡覺都睡不好。”

4

山城裡的棒棒正在消逝

但這個城市會留下他們的影子

老黃、老甘和河南，是這個城市棒棒們的縮影。

那麼，棒棒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職業呢？

1980年代之初，重慶因為其多丘陵低山的地理環境，孕育了這個特殊的行業——山城棒棒軍。

他們幫人挑重物，爬坡上坎，負重前行。

“三十多年來，數十萬棒棒大軍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華，也挑走了屬於自己的時代。”

棒棒遭受著許多限制，商場不讓走扶梯，怕把扶梯走壞了。

棒棒生活得很艱難，扛大米的後遺症，痠麻的頸部不能大幅度扭轉，也不能劇烈運動。

“身為一名棒棒，你沒有選擇幹什麼業務的權力，也沒有拈輕怕重的資格。想要掙錢想要有尊嚴的生活，你就必須挺起脊樑，亮出肩膀。”

紀錄片上線後，棒棒這個群體的生活，被更多人看到。

曾經騙過這些棒棒錢的騙子，還悄悄還了部分錢，並寫信說以後有錢會還清。

很多普通觀眾則說，看到他們賺錢賺得那麼辛苦，還堅持著最基本的原則，覺得自己平時花錢，真的太奢侈浪費了。

2016年，紀錄片拍攝完一年多，何苦請重慶三百多名棒棒一起過團年，每個人都發了紅包。

這一年，老甘也剛剛滿了60歲。

何苦還記得那時他說的話，想給自己風風光光辦個60大壽，但後來因家庭原因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過團年的當天，三百多名棒棒一起給老甘唱生日歌，過了60大壽。

故事的最後，每個棒棒的日子都似乎在一點點變好。

老黃又回到了自力巷看一看，好不容易還完房貸，老黃的女婿又買車了。女婿說：“老頭，現在是新的時代了。”

自力巷變成了“未來公寓”摩天大樓，老黃老甘等人跟著老闆一起俯瞰著整個山城。

時代不可避免地鉅變了，如今的重慶街頭，棒棒軍越來越少，這個職業正在一步步消逝。

但這個曾經負重前行服務整個城市的群體，不該被遺忘。

他們曾挑起一個時代，山城將會永遠留下他們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