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貸行業從古至今都存在於社會生活中，若是穿越到明清時代商品經濟萌芽之初，由錢莊主導的民間借貸資本蓬勃興起，“貸款哥”在大城市可不少見。為謀取高回報，有人鋌而走險發放高利貸，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當時，社會上出現了一種針對官員的高利貸“官吏債”，明代世情小說《金瓶梅》中，西門慶家裡就是靠放官吏債發家的，不僅掙了錢，還“結識人”。幾乎每個錢莊、當鋪都在做跟官吏債相關的金融服務，一些借過官吏債飛黃騰達的官員發家後，轉身與民間資本勾結，成為暗中發放官吏債的莊家。
資本異化了官場還是官場異化了資本，難以明晰出個所以然來。今天再看，一切誘因除了利益驅使，還在於官場的腐敗無度，不少官員將攝取利益作為了當官的第一追求。
金錢換權力，權力換金錢
清朝時，科舉幾乎是平頭百姓入仕的唯一途徑。透過鄉試後的舉人理論上具備了做官資格，實際上只有通過了京師的會試，拿下進士“學位”，進入仕途的道路才算相對穩妥。
雖然舉人被選上官的機會渺茫，但權力的誘惑還是吸引了大量舉人群聚於京師“揀選”。所謂“揀選”，就是到京城等吏部安排官職。
這是一場時間、精力、人脈、財富的綜合比拼。大部分小地方來的讀書人雖然考了個功名，但苦於財力不足，沒有資金跑官，過得如累累喪家之犬。乾隆年間，一名舉人在京城混了30年都未透過會試，也沒有被“揀選”上，到頭來老淚縱橫一場空。
無數讀書人迷上了這種“權力的遊戲”。咸豐五年（1855年）的一天，一名44歲的中年男人躊躇滿志地在京師街上踽踽而行，此人乃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杜鳳治，這次來京城“揀選”，他押上了所有身家。
到吏部辦理完各種手續後，他開始靜候佳音，隨後參加了6年一次的大挑。大挑就是在連續三次會試都沒有中進士的舉人中，挑取出一等的舉人任知縣，二等任教職。結果，杜鳳治被挑了個二等，心裡不服，決定耍些手段弄個官做。當時官場腐敗已至根基，肥缺被達官顯貴搶完，買官賣官氾濫，小人物透過正常渠道進入仕途，愈發困難。杜鳳治在京師租了一處公寓，到老鄉開辦的教館裡做文字秘書工作，掙了一些錢，花錢捐了一個候補知縣的名額，之後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10年後的同治五年（1866年），熬白頭的杜鳳治終於領到上任廣東廣寧縣知縣憑照，一摸口袋空空如也。上任路漫漫，除了差旅費，還需要打點京城大官以保證官運亨通，這筆錢哪裡來？
當時，籌這筆錢的主要渠道被稱為“拉京債”，沒有等杜鳳治苦惱太久，已有朋友主動為杜鳳治拉京債，杜鳳治借款4000兩，實得2000兩，借款的一半扣為利息，妥妥的高利貸。
之後一個月內，四五十人來找杜鳳治拉債。杜鳳治透過高利貸借到錢，還要向拉債的人支付中介費。打點了京師的官吏，湊夠了路費，這時，還沒有上任的他已連本帶利欠下1萬多兩銀子。清朝中後期京城普通百姓月收入大致2兩銀子，縣令俸銀四五十兩的樣子，也就是說，此時杜鳳治已經揹負了相當於在縣令崗位工作20年才能還完的鉅額債務，前提還是不吃不喝。
顯然，這筆錢無論怎麼“996”“007”，都是無法透過正常方式還完，錢莊為什麼願意把錢貸給杜鳳治？趨利是資本永遠不變的第一屬性，彼時廣東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杜鳳治即將上任的“肥缺”，當官撈錢容易。
此時的杜鳳治，心中沒有了要幹一番事業的豪情，反而害怕了，他在日記中寫道：“生平何嘗如此用銀，做官真可危也。”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先借貸博得官位，再償還債務，這些鉅額資金誰來埋單？八字概括而已——爾俸爾祿，民脂民膏。
民間資本為何如此豪橫？
明代成化、弘治時期，揚州府興化縣的大戶人家李紀、李本兄弟與地頭蛇勾連，專門做放官吏債的生意，勢力雄厚，到了當地官員一調動必須先拜訪這兩兄弟的地步。
當時，興化縣有個叫陳實除的吏員要調動到寧波府奉化縣當典史，向李紀借了10兩官債，賬本上卻記下欠款25兩的記錄，不簽字畫押，可能陳實除人都出不了興化縣。面對李紀、李本二霸的豪橫，當地人敢怒不敢言，因為他們透過金錢權力交易，與更高層級的官員建立了利益同盟。
從根本上來說，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想消除官吏債，因為他們自己從中分了一杯羹。上世紀80年代，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了西漢初年的《二月律令》，其中規定，六百石以上的官吏發放高利貸，將被免職。這從側面反映，那時發放高利貸謀取錢財在官場中已十分流行。
唐宋時期，朝廷甚至允許各衙門向民間放高利貸，有的官員私下集資，與錢莊、當鋪合謀，魚肉底層。朱元璋搞嚴刑厲法那一套輕車熟路，但也不敢完全禁止官員發放高利貸，只規定，四品以上的官員不得放債，違者廷杖八十大板。言外之意，四品以下的官員隨便放債。官員與官員之間、官員與商人之間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私下裡誰管得住，說到底，這規定一紙空文而已。
由於旺盛的“市場需求”和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官吏債這種“風險投資”始終無法被剷除，因為放官吏債幾乎是穩賺不賠、壞賬率最低的買賣。明朝中後期，官員貴族開設當鋪放債幾近瘋狂。正統時期，駙馬都尉石也令其家奴四處放債；嘉靖時期，翊國公郭勳在揚州、徐州等多地開設多間當鋪；明代萬曆時期，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被人揭發讓家奴在江南各大城市開設10多家當鋪，強迫官員借高利貸，借款二三百兩，本利需還五六百兩，每個當鋪的流水資金竟達三四萬兩白銀。
清朝時期，胡雪巖與王有齡勾肩搭背，王有齡後來當上湖州知府，讓胡雪巖為他代理湖州公庫，經營銀行。
所謂的民間資本，實則為“官方資本”，其背後往往盤踞著皇親國戚、文臣武將、世家大族。有了背後強大的靠山，放債人當然有恃無恐，怎麼能不豪橫？
三方博弈下的灰色產業鏈
資本逐利的本性固然難改，官員放債固然疏於監管，然而，官吏債這種權力腐敗的產物能流行以致演變為亞文化和潛規則，還在於封建官僚體系的沉痾難治。
如果再向更早溯源，其實京債在唐朝已經成為了社會問題。當時有官員向唐武宗奏報，說來京城當官的大部分人都借了京債，人還沒有到任，就成了債奴，導致這些人當上官後貪得無厭，一個二個如狼似虎地搜刮民脂民膏。朝廷給出的解決辦法是，由戶部預支新官兩月薪俸，到任後扣還。明清政府多數時候財政不堪重負，社會治理水平江河日下，導致新官窮上任，拉京債等借貸官吏債的現象十分普遍。
好在杜鳳治愛寫日記，後人從他的日記中，可窺見當時官場的細節和內幕。其經歷並非個例，與杜鳳治同時獲得廣東缺的永安知縣養曉園、海豐知縣屈子卿跟他的操作一模一樣。
話又說回來，新官從京師趕赴各地上任，山高路遠，朝廷幾乎不報銷差旅費。據明代餘繼登編著的紀實筆記《典故紀聞》記載，知州赴任，朝廷象徵性地給35兩路費，當時叫“道里費”，而知縣呢，區區30兩，另外規定路上不得使用國家的驛館系統，伙食、住宿費都自己兜著。
到了地方上，僱傭師爺、僕人等手下，都得當官的自己掏腰包，正規渠道借錢，錢莊、票號覺得風險大，於是，新官不得不鋌而走險借高利貸。
朝廷的不合理政策，從某種程度將新任官員與高利貸發放者撮合在一起，朝廷、官員、商人三方的博弈中，一個灰色的地下金融市場悄然興起。
此外，官場講究拉幫結派，新官借貸來的錢，很大一部分拿去拜訪“老領導”，正如杜鳳治評述的官場怪現狀——新官上任，要做到“上有根，下有蔓”。
明清時期，地方官每隔幾年進京朝覲，說是去彙報工作，實則跑官或經營關係網。明代官員陳洪謨所著的《繼世紀聞》記載，正德三年（1508年），全國各司赴京朝覲，宦官劉瑾要下面的人各自給自己準備2萬兩的“上貢費”，地方官只能在京城借高利貸，回去再壓榨民財。有人實在拿不出錢，也拉不到京債，擔心劉瑾怪罪，選擇自殺。錢莊、當鋪一般黑白兩道通吃，乾隆時期，靈丘知縣張有蘊、黃陂縣典史任朝恩實在無法償還官吏債，被追債人活活逼死。
在這個無序混亂的灰色產業鏈條中，底層官員承擔了上層壓榨民間財政的工具，商人從中提供便利。如果官僚體系中大部分官員都在主動或被動地聚斂錢財，另一方面要求他們兩袖清風，無論如何，這樣的訓誡都是虛妄無用的。古代關於官員情操道德的訓誡文字汗牛充棟，卻難以遏制官場腐敗，已經能說明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