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後期，亂象很多。今天說的這個，是亂的不能再亂的現象了。話說庚寅年的一天，崇禎皇帝在太監的服侍下，洗漱完畢後，就來到朝堂，準備早朝。過去皇帝的早朝，大概是在早上6點鐘左右，早朝時間，大概一個小時左右，早朝後，才吃早飯。可他坐上御座後，卻發現滿朝立班者，只有一名錦衣衛。是他來的太早了嗎？對著空曠的大殿，他也是很奇怪，便問太監是怎麼回事。太監此時也是奇怪，見皇帝問，便編了個理由，奏說是群臣沒有聽見打鈴（鐘鼓聲）、以為皇上未到，所以才沒來。

這個解釋看似有理，其實是荒唐之及。因為在古代，皇帝上朝時，只有群臣等著皇帝才對，哪有皇帝等著臣下的道理？也許是動盪年月崇禎皇帝早已修煉出了一幅好脾氣，於是他叫太監“鳴鐘勿歇，門勿閉”，等著大臣們上班。聽了太監講的理由後，崇禎皇帝點點頭，坐在那等。可等了好久，群臣依舊沒有來。

此時的崇禎皇帝雖然生氣，但也無奈，於是，他下令先拜謁太廟後再來早朝，在他看來，這一方面給自己一個臺階，同時也給群臣到崗有個寬延。此外更深一層的用意，或許還有去太廟禱告是為了警醒一下全無紀律意識的大臣們。不過，事情單單跟他過不去，當他要乘駕鑾去太廟的時候，牽引駕鑾的馬匹居然不夠，怎麼辦？太監沒法只得跑到長安門外找了一位朝官的馬拉了進來……後來，馬雖齊了，但崇禎皇帝再次準備登輦時，司禮太監又居然說從外面找來的馬不馴順。

一波三折的早朝後來總算開了起來。可不知怎麼回事，那天朝班卻又完全站錯了。武官站在文官的位置上，文官站在了武官的位置上，原本秩序井然禮儀森嚴的朝班，儼然成了一場“群眾集會”。其實，這次朝班之亂不是第一次了，在前一年，大臣們的“曠工”情緒已顯端倪。如癸禾年（1643年）的一次上午春正之朔，上朝的就只有一位文臣（首輔周延儒），一位武臣，到後來雖三令五申，群臣上朝積極性算提高了一些，但總還有五六成的大臣選擇了留在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