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不難發現，俄國本國史學界自卡拉姆津，經索洛維約夫、克柳切夫斯基、韋爾納茨基等幾代歷史學人的思考與研究，對於歷史問題的討論，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愈發地多元化，十九世紀下半葉曾出現過的不同史學觀點又重新納入學界探討範圍，可謂百家爭鳴。俄國史的研究也正式進入到多元時代。

作為外國研究者，同樣面對上述歷史分期，由於自身國家歷史學編纂傳統，對以上歷史分期的理解是不盡一致的。在卡拉姆津史學分期的影響下，外國學者或許會進入一個誤區，認為蒙古統治羅斯之前存在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公國”。在國內，這樣的刻板印象源於中國史學界對於中世紀時期的俄國史研究不夠深入。其中原因較為複雜：其一，中世紀時期史料較少，年代久遠不易儲存；其二，古俄文與現代俄語差別較大，十五世紀以前史料以地方編年史為主，都是以古俄文寫成，對於外國學者來說存在相當大的釋讀難度；以及近年來，隨著考古挖掘，俄羅斯國內的古羅斯史又有了一定發展，而國內對俄國中世紀史研究的學術前沿關注度不夠。因而使得國內俄國史研究中的基本問題沒能夠得到充分的闡釋和發展。

歷經百餘年的中國俄國史研究，隨著學科隊伍的不斷壯大、研究覆蓋面越來越廣，中國學者對俄國史的研究也邁入了新時期，即從吸收經驗進入到了聚焦歷史問題的研究與反思階段。在此背景之下，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厚琴博士的新著《從城邦到帝國：俄國專制君主制探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從文明史的視角出發，結合政治學新制度主義研究方法，以城邦和帝國為邊界，勾勒出了俄國曆史演進的路線及俄國專制君主制度發展的內在邏輯。該書史料翔實，從學術史的整理與分析之中，更可窺見作者本人紮實的史學基本功。《從城邦到帝國：俄國專制君主制探源》一書在紮實的學術史基礎上，從專制君主制的探源入手，追根溯源，重新思考俄國中世紀曆史，提出了新穎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

專制君主制起源之爭：公國抑或是城邦？

在中文語境下，提及“城邦”一詞，恐怕多數人腦海中會聯想到古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而用城邦形容公元九世紀剛剛興起的基輔羅斯，不免萌生出一種時空錯位之感。殊不知，在俄文中，城邦竟有兩個詞，相應表示不同歷史時期的城邦。Полис，即英文的Polis，指的是城市及其附屬領地，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特指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城邦；俄文中還有город-государство/city-state也表示城邦，直譯為城市國家，特指中世紀時期的城邦，以義大利的城邦為代表。從歷史分期對城邦概念的界定來講，九至十三世紀的羅斯，特別是十一至十三世紀處於分封割據時期的羅斯，其政治中心為當時的城市，如基輔、諾夫哥羅德、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斯摩稜斯克、切爾尼戈夫等可以劃歸為中世紀城邦。

談到這裡，對俄國史發展程序稍加了解，如“基輔公國”“莫斯科公國”這樣的歷史術語便會跳出來，與“城邦說”構成鮮明的對立。這也引申出了該書標題中的第一個關鍵問題——如何定性羅斯早期的政治制度，亦是本書立論之根本所在。一般意義上講，如果按照伊凡四世的說法“君主專制始於聖弗拉基米爾”，以公國來形容羅斯時期的政治制度，那麼無疑應當存在一箇中央集權的君主統治其領土。而仔細閱讀俄國中世紀史內容，往往發現“統一”的政權比想象中的分散，王公的流動性非常大，權力往往不侷限於王公之手。重新審視歷史及史學編纂的潮流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蘇聯興起，部分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存在爭議的問題在1960年代又重新納入史學討論範圍，比如公國與城邦，亦如本書作者所寫：“基輔羅斯政治制是俄國史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之一，第一種觀點把基輔羅斯看成一個公國，起初是統一的，後來分裂為許多小公國；第二種觀點認為，基輔羅斯乃東斯拉夫部落或城市的聯合”。（周厚琴：《從城邦到帝國：俄國專制君主制探源》，30頁）

史學內部之爭論亦體現在俄國史教材的編纂之中，筆者讀書時，國內俄蘇史學界接受了自卡拉姆津以來，由索洛維約夫、格列科夫（Б。 Д。 Греков， 1882–1953）等人發展起來的公國說，現下的一些教材之中仍舊可以看出，史學家較為普遍接受公國說。如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薩哈羅夫（А。 Н。 Сахаров， 1930–2019）主編的《俄國史：從遠古到現今》、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莫斯科大學教授米洛夫（Л。 В。 Милов， 1929–2007）主編的《俄國史：從遠古到十七世紀末》、美國學者梁贊諾夫斯基、斯坦伯格的《俄羅斯史》、中國學者孫成木、劉祖熙、李建主編的《俄國通史簡編》、張建華的《俄國史》等。這也是緣何以“城邦”界定羅斯的社會結構會引發爭議的原因所在。

同時，隨著蘇聯史學界在1960年代對早期“城邦說”的代表科斯托馬羅夫（Н。 И。 Костомаров， 1817–1885）、克柳切夫斯基等人觀點的發展，特別是“城邦說”代表人物列寧格勒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弗羅亞諾夫（И。 Я。 Фроянов， 1936–2020）及其學生德沃爾尼琴科（А。 Ю。 Дворниченко）的多本著作問世後，加之現代考古學成果的佐證，使得“城邦說”在當代俄羅斯史學界逐漸贏得更多的支持者。由德沃爾尼琴科主編的俄國史教科書《俄國史：從遠古到二十世紀初》於1992年出版，該書在《基輔羅斯》一章中認為十一至十二世紀的城邦已經超越民族的聯盟或多民族的聯盟，而是以自羅斯歷史發展以來形成的重要城市為基礎，其政治組織形式是城市公社，維徹是城市自由居民的市民大會，也是城市公社的最高機構；維徹在羅斯的城邦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職權範圍很廣包括邀請王公來統領城邦，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王公是維徹“邀請”來的，並在此後成為了古羅斯城邦社會政治結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王公成為城邦行政管理的紐帶，政治上，王公極力與維徹保持緊密聯絡；軍事上，王公仰仗親兵，親兵中一部分成為了更高等級的波雅爾貴族，雖然他們是王公的服役人員，但是這些波雅爾在維徹中身居要職，波雅爾在一定程度上可制衡王公的權力；教會的力量也不容小覷，接受基督教後的羅斯教會影響力覆蓋從農村公社到城市公社，甚至教會最高職務等級的選舉也是透過維徹進行（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Пб。， 1992。 С。 22–28）。 2019年聖彼得堡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達武多夫（А。 Х。 Даудов）主編的《俄國史：自遠古到現今》（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Под ред。 А。 Х。 Даудова。 СПб。， 2019）再次採用了古羅斯城邦的概念。此外，臺灣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周雪舫《俄羅斯史》（臺北：三民書局2017年版，增訂四版）一書中也採納了城邦這一概念。

綜上所述，“城邦說”的核心是權力的相互制約，即強調古羅斯內部以城市公社為組織形式，存在王公、波雅爾與維徹三方面力量的相互制衡；而國內學界較為接受的則是公國記憶體在一個統一的、以王公為首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體系。

顯然，“公國與城邦”決定了俄國專制君主制度起源的時間。需要明確指出的是，無論是公國、城邦抑或是國家，這都是源自十八世紀下半葉發展起來的俄國本國史學者們對古羅斯的政治組成形式的界定。而現今俄國史研究的主要文獻材料——不同版本的編年史中則以“羅斯國土”（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中的“國土”（Земля）一詞代指古羅斯的政治組織形式。由於俄國史學研究發展較晚，因此受拜占庭影響而形成的編年史記載成為對羅斯歷史研究的唯一文獻資料來源，使得俄國史研究上存在爭議問題較多，需要學者們小心仔細論證。在講授俄國史過程中，不難發現，俄國曆史程序始終伴隨著幾種權力的博弈，包括王公（後來的沙皇）、貴族（包括波雅爾及後來的德沃里亞寧）、教會，俄羅斯的統一國家（這裡的“國家”已經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了）是在上述三種權力的對弈中產生的。毫無疑問，最終君主-沙皇取得了絕對優勢，但是在君主取得這種優勢之前經歷了較長時段的準備期。那麼，如果聚焦到九至十三世紀初的古羅斯，幾種博弈的力量正如本書作者周厚琴所指出的“王公政權、波雅爾親兵、城市維徹”這三支。“10世紀末，在弗拉基米爾統治下組成了統一的國家領土和統一的王朝，並接受基督教，羅斯國家正式形成。但由於王公家族王位繼承的‘順序制’的混亂，王公經常被調動統治區域，故而維徹在城市的作用不斷彰顯；實際上，位於中心的城市公社聯合周邊鄉村，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邦。對基輔這一宗主城邦而言，其他城邦或多或少地保持著自己本身的獨立性。”（30頁）通常我們習慣強調公國政治體制的統一性，但城邦視閾下，不難發現羅斯各城邦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正如作者在書中所歸納“西南羅斯是波雅爾勢力較強的貴族政治，西北羅斯是城市維徹佔主導的民主政治，而東北羅斯是王公政權佔優勢的君主政治”（30頁）。這裡的西南城邦的代表是基輔和加利奇-沃倫；西北城邦則是諾夫哥羅德，至今相當一部分史書仍強調諾夫哥羅德的維徹制度在十一至十五世紀興盛，諾夫哥羅德的文化中既有基輔的傳統，又因商貿往來而加入了西方文化的元素；東北城邦則是以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為中心，包括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爾、穆羅姆和梁贊，以及後來逐漸崛起的莫斯科。

專制君主制的形成與發展：從莫斯科公國的“家國同構”到俄羅斯帝國的建立

史書上最早關於莫斯科城的記載是1147年，由羅斯王公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的之子——有著“長臂尤里”之稱的尤里·多爾戈魯基（Юрий Долгорукий）邀請自己的盟友到莫斯科（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第二卷），第2頁）。1156 年，莫斯科周邊建起了圍牆柵欄，算是確定了城市雛形。彼時的莫斯科坐落於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城邦內，地處城邦南端，是一個“新興小城”。其地位的提升始於十三世紀末，亞歷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的小兒子達尼爾（Данил）開始常駐莫斯科，克柳切夫斯基認為“達尼爾成了莫斯科公國家族的鼻祖”（克柳切夫斯基，第3頁）。十四世紀，達尼爾之子，有“錢袋”之稱的伊凡一世執政時期（1325–1341），莫斯科公國的疆土得以迅速擴張。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羅斯諸城邦皆處於金帳汗國統治之下，金帳汗國摒棄了最早的巴思哈制度，開始利用羅斯王公充當中間人收取汗國貢賦，伊凡一世就是中間人之一。憑藉有利身份，伊凡一世透過“收買、武力侵佔、在汗國的幫助下以外交手段攫取、同別的分封王簽訂公務條約以及從莫斯科公國原有領地移民到伏爾加河彼岸等方式”（克柳切夫斯基，13頁），擴大了莫斯科公國的疆土。可以說，莫斯科公國的崛起得益於其所處的歷史時期，本書作者周厚琴亦認為“莫斯科王公家族的個性最適應當時時代發展需要，是時代造就了莫斯科王公家族的勝利”（133頁）。如果要說金帳汗國的統治對羅斯有何影響，那麼也同樣要追溯到伊凡一世的莫斯科公國，“‘世襲領地’使俄國君主們自然地將‘國家’當作自己擴大了‘世襲領地’，這與東方君主們‘家天下’的思想觀念如出一轍”（137頁）。

由此，俄國學者在分析莫斯科君主專制制度之時，提出了其中東方獨裁君主制的特點源於蒙古統治。後來，隨著都主教從基輔遷居莫斯科，拜占庭帝國的陷落，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公主索菲亞，莫斯科公國順理成章繼承拜占庭帝國遺產，成為東正教的中心；隨後莫斯科第三羅馬理念的提出，使得莫斯科從一個“新興小城”轉變為“專制君主制度權力的中心”。自此，“羅斯在莫斯科旗幟下走向統一，形成中央集權化的莫斯科國家，俄國專制君主制其最初強調的是俄國君主權力的對外獨立的自主性”（138頁）。總的來說，自伊凡三世開始形成的俄國專制君主制有著鮮明自身文化的特點，即“中央集權化、政權神聖化、土地國有化、家國同構化”（139頁），以上述特點為基石，俄國專制君主制度在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兩位沙皇的治下得以進一步發展。

俄羅斯民族國家構建的過程中，不僅吸收了東方的家國同構思想，同時也接納了拜占庭帝國的君權神授的神權政治特點。由於早期教會在羅斯內部的影響力式微，因此在城邦時期，教會並未能對政治施加有力影響。自十五世紀中葉拜占庭帝國陷落後，莫斯科公國被君士坦丁堡教會選中，對外，以“第三羅馬”的身份贏得國際地位，成為神權政治的新代言人；對內，則透過統一的教會來凝聚民眾，取得了政權合法性。教會亦透過世襲繼承、贈與、兼併等方式獲得大量領土，擁有相對獨立的財產權和審判權，以此制衡沙皇。因此，專制君主制度建立之後，俄國內部權力的配置逐漸轉化為“王權—波雅爾—教會”三者之間的博弈。

自伊凡四世開始，出現了權力向上垂直集中於沙皇之手的明顯趨勢。雖然在權力集中的過程中，波雅爾貴族和教會賦予頑強抵抗，但最終二者還是走向妥協，把權力讓渡給沙皇。亦如周厚琴在第三章小結處所寫，“莫斯科國家透過不斷地中央集權化和官僚化的過程，在橫向權力分配上，初步形成了以沙皇權力為核心、以波雅爾杜馬和縉紳會議為輔助、以軍事組織作為保障的擁有較為完整衙門體系的一系列中央政權機構。縱向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則形成了中央集權化的軍政長官制”（196頁）。縉紳會議作為等級代議機構，曾為莫斯科國家走向等級代表君主制做了形式上的準備，但由於“社會政治意識極端不發達”，“政治精英的軟弱”，因此縉紳會議只有形式而無實質。故此，可以說，雖然存在等級代議機構，但莫斯科國家自伊凡三世開始的君主專制核心並未發生改變，伊凡四世執政後期所推行的“特轄制”則加劇了俄國專制君主制的獨裁色彩。

經歷了大動亂進入到羅曼諾夫王朝統治時期的俄國，專制君主制得以進一步強化，將這一制度推向頂峰的人物非彼得大帝莫屬。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時期，歐洲正處於絕對君主制時代，關於俄國是否屬於西歐絕對君主制國家的討論在俄國史學界由來已久。此時的俄國雖已具備一定的絕對君主制特徵，如完成國家官僚化程序，行政、立法、司法權力歸沙皇一人所有，教會依附於國家等。但如若從民族政治傳統特性出發，如君權神授，君權凌駕於法律之上，以及社會經濟、政治基礎來看，此時的俄國專制君主制度不能夠完全等價於絕對君主制，俄國的專制君主制是在其民族政治傳統之上、社會現實條件之下產生，發展的過程中融合了西歐絕對君主制和東方獨裁君主制的特點，是一個合成產物。那麼從專制君主制的起源來講，它“即既有西歐絕對君主制的表面形式，又有（東方——作者注）獨裁君主制的內在本質”（249頁）。

需要注意的是，在俄國專制君主制度發展的過程中，有兩個重要的節點，即十三至十五世紀蒙古統治羅斯與十七世紀初大動亂。蒙古統治對羅斯的政治制度起到了“延遲影響”，專制的雛形是在十五世紀伊凡三世時代的多維原因（蒙古因素、宗教因素、東北地理及經濟、莫斯科家族）和歷史際遇下產生的，這可以看作是基輔羅斯到莫斯科羅斯政治制度之變；而十七世紀大動亂對俄國政治制度的影響，核心在於“不變”，即重建和強化，亦更體現出專制君主制的強大傳統和路徑依賴性。可以說，這兩個節點對俄國專制君主制起源、發展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亦是我們研究分析俄國曆史所不可繞過的歷史時期，應當給予足夠重視。

綜上，周厚琴博士以俄國專制君主制為核心，對其起源與雛形、恢復與重建、強化與成型進行了細緻的歷史學研究分析。應當說這樣跨越近九個世紀的制度發展，對於研究者來說是有一定難度的，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如“專制君主制、絕對君主制、獨裁君主制”等內容的辨析和中文翻譯，以及每章節最前面的學術史回顧與分析等，足見作者的功力。在全書論述過程中，不難看出作者周厚琴基於突出研究主線的考量，而在對俄國專制君主制形成非常重要的經濟因素——農奴制論述不足，政治機構如波雅爾杜馬、縉紳會議、衙門等權力機制細節尚需深入。但也應當看到，面對龐雜的史料和先行研究，本書作者以獨到的視角，利用新制度主義的理論串起俄國曆史的發展，真正做到了史論結合，論從史出。亦如曹維安教授在序中所言，本書中的對俄國曆史發展的分析“可為深入理解俄國曆史道路和現實選擇作重要參考”。無疑，本書將國內俄國史學界的關注點再次向前推進到城邦時代，進一步豐富和加深國內學界和讀者對俄國曆史文化的認知。

參考書目：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Ю。， Кащенко С。Г。， Кривошеев Ю。В。， Флоринский М。Ф。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Пб。， 1992。

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第一卷），張草紉、浦允南譯，北京：商務出版社，2015年版。

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第二卷），賈宗誼、張開譯，北京：商務出版社，2015年版。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