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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郎才盡”是大家孰知的典故，世人多喻文人寫不出好文章而嘲弄的詞，同黔驢技窮有同工之妙。

“江郎”是江淹，他的“才盡”說得很是玄乎，據《詩品》記載，江淹夜夢一美男子自稱是郭璞，對江淹說：“我有枝五彩神筆落在你這裡好些年，現在該還我了”，江淹從懷中取出五彩神筆還了他，從此而後就再也沒能寫出好文章。另一傳說向江淹討債的不是郭璞，而是西晉詩人張協，索取的也不是五彩筆，是一匹錦緞，錦緞已被江淹用了幾尺，張協就把剩下的轉贈了丘遲。無論是五彩神筆還是錦緞都是形容文人文章寫的好，所以才有了“飛來神筆”和“詞如錦緞”之說。

據記載，江淹六歲能詩，十三歲父親去世，家境極其貧困。但卻在二十歲步入仕途。這說明江淹才華出眾也體現朝庭對文人的重視並能起用，算圓了“十年寒窗”之夢。寫作並非與年齡成正比，不是技術活。寫作需要激情、靈感、還需要一點浪漫和想入非非，而這些往往在貧困中才能產生，所謂“窮極思變”其理一也。

江淹最初為官是擔任建平王劉景素的幕僚，相當於秘書長，並非“科班”出身，所於聘用一類，建平王心術不正，有謀反之心，聘用才學之士為其所用一來沽名釣譽，二來可供出謀劃策。江淹貧寒朝中毫無靠山而言。或許他不世故，加上點書生意氣，不久就以“貪汙”罪名入獄。作為秘書工作自然有許多名目不同的應酌，工作的繁雜等等，加上初入官場，所有的“激情、想入非非”都成了現實，所接觸的人和事與“文”相差甚遠，這一階段他幾乎沒寫什麼作品和好文章。從他罪名就知所從事的工作同“文”是背道而馳的。

江淹在大營過著牢獄生活，僅幾年時間他從“貧寒”到“官”的上層生活可謂跌蕩起伏，所以大部份優美傳世之作是在這一級段寫出的，《別賦》就是很好的見證：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自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迤于山側……”。賦中藉以別離訴說自已內心惆悵與無奈，落魄無助中的滿目淒涼。“無論是春苔始生、秋風乍起莫過於在別離中的情難自禁和愁腸欲斷”，如江淹乃在“秘書”位上又怎能感受到這份情懷？自然就難以寫出這種優美傷感的賦來。

據野史軼聞，江淹有了“神童”之名後，官府很重視，無論達官貴人、有錢大戶人家都以能請到他做客為榮，在附庸風雅的社會環境下小小年紀就有了應酌，且又家貧，官府有例外賞錢，有錢大戶人家自然少不了“紅包”禮品，父親在時由父親領著同去，父死則由叔父領著。窮苦人家有神童兒子作個“門面”又得嘗許多東西，仰合了官場又巴結到貴人，算“雙贏”。小小年紀在應酌中度日，且不說文采跟得上跟不上，久而久之定也消磨了許多時光。縱弄得個一官半職有了俸祿，文采也自落了下風，中國幾千年文化至今不變。

清代姚鼐對江淹才盡的看法是：“其詩寫於宋、齊之間，仕宦未盛之時”，後因當官顯達了“塵務經心，清思旋乏”，沒能寫出好作品，其所見不言而喻。應了韓愈“窮而後工”之語。

江淹入仕，主要依靠社會名流傳其“孝”名“才”名，又遇上南朝皇帝“篤好斯文”，手下官員乃至制度體系無不投其所好，整個社會皆以能文為榮，官府自以文人為首先錄用，以示政之清明，為其歌功頌德。文人為官除有些書生意氣外，還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的衝動。同時又棒殺了他們文釆的進一步提高，然而，縱觀歷史，平民百姓乃至官宦大戶，要步入仕途唯一途徑就是讀書，“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此話激勵了多少懵懂少年，又夭折了大量才華橫溢的才子，往往流傳於世的珍品都是文人失意之作，李商隱、二杜、蘇東坡、李清照等等數不勝數。江淹曾被譽為“南朝賦家第一人”卻在後人眼中留下才思枯遏的老人形象，與政治環境有很大因素，南朝“才盡”文人並非江淹一人，史中明確記載鮑照、任昉與江淹均同一時代文豪。均都入官後“才盡”，但世人只知江淹，有史家認為，江淹官場失意得意之間憑自感覺料事，文以模仿為主，用心從古文裡面揣摩，並與之較短長。其模仿的文章用宋嚴羽《滄浪詩話》的話說“擬古唯江文通（江淹）”。一個文人不思文章立意而一味仿古雖應了當時社會風氣，仰合了官場一時的趣味，但是，文章是天下公器，文學史與歷史一樣公正。有史家評論他“完全是咎由自取”不無道理，這一點值得後人深思。

作者：苗風花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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