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京東北郊的象山七號東晉大墓出土了一輛大陶牛車。南京象山是東晉豪族王氏家族的族墓地。考古人員推斷，七號墓可能是東晉名相王導的從弟王廙（yì）之墓。

南京象山七號東晉大墓出土的大陶牛車

這輛陶牛車的發現，讓書本上的六朝社會生活史更為鮮活起來。《晉書·王導傳》記載：王導的夫人曹氏善妒，王導很怕她，便悄悄地營建私宅別館，藏匿姬妾。曹氏知道後，立即前往，王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

史書上的記載僅有“驅牛而進”四字，而有了這輛大陶牛車的發現，雖時隔1700餘年，我們仍能夠想象到王導當年慌里慌張乘車的場景。王廙的這輛牛車，長方形車廂，平頂，頂棚前後出簷，車廂前面全部敞開，可坐車觀景。車廂後面封閉置一門，供上下車使用，兩壁無窗。車廂內建一憑几，由主人任意倚坐。

王廙有“平南王”之稱，和王導是同齡人，王導當年追妻所乘的牛車，想來和王廙的這駕陶牛車規制應相差無幾。他也應是從車後進入車廂，因害怕小妾受辱，急得到車前用拂塵柄驅牛加急前行，連憑几都顧不上倚靠。什麼風範氣度，都不重要了。

車中的憑几

那麼，既然這麼著急，王導為何不乘坐馬車呢？因為魏晉之際，牛車是主流，是風尚。這股風尚是從漢代刮來的。

據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孫機考證，在漢代，牛車分為篷車和敞車兩種。篷車，顧名思義，是在牛車上裝卷篷；敞車，就是無篷車。早期牛車一般是用來運輸物品的，居延簡裡便有記載說，一輛牛車載粟25石，也就是940斤的糧食。而到西漢，就有了乘坐牛車的記載。《史記·平準書》開篇就寫道：“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這說的是漢初的情形，當時，壯年男子參加軍隊，老人孩童運送糧餉，事務繁劇而又財政匱乏，自天子以下連一輛符合禮制的四匹同樣顏色馬車都準備不了，大將、丞相有的就只能乘坐牛車了。

漢章帝劉炟在位時，有一個鉅鹿太守謝夷吾，這個人特別清廉，又體恤民意。有一年春天，他出巡時，帶了兩名官吏，乘坐了一輛牛車。冀州刺史便因此參奏了他，說他身為太守竟然乘坐牛車，不合乎當時的制度規範，“儀序失中，有損國典”，謝夷吾因此被貶為下邳縣令。

從這些史書記載裡，也可以看出，這時的牛車是規格較低的車輛。達官貴人非迫不得已是不會乘坐的。

但到了東漢末期，這種情況有了顛覆性轉變。據《後漢書·劉寬傳》記載，有一次，劉寬乘牛車出行，有一個人當街指認劉寬的駕車牛是他丟失的。劉寬二話沒說，將牛卸下交給了那人，自己步行回家。過了一陣子，那人找到了自己丟失的牛，便將劉寬的牛送還給他。當時的人都很欽佩劉寬的氣度。

劉寬是東漢名臣，漢高祖劉邦十五世孫，兩度出任太尉，位列三公之首。他還乘坐牛車，可見牛車在東漢末期，已然是達官貴人才能乘坐的車輛。

晉以後，乘牛車之風日盛，《晉書·輿服志》中便這樣寫道，“古之貴者不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庶遂以為常乘”。

西晉時，石崇與王愷鬥富，“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八王之亂期間，304年，成都王司馬穎護送晉惠帝從鄴城返回洛陽，惠帝“御犢車便發”；過兩年，東海王司馬越派大將迎接時在長安的惠帝回洛陽，惠帝也是“乘牛車”。

北朝陶牛車

隨著牛車的廣泛使用，牛車的裝飾也越來越好。三國時，曹操殺了楊修之後，送了楊修的父親楊彪很多東西，還附帶寫了封信寬勉他。信中列舉了禮單，其中有“四望通幰（xiǎn）七香車”一乘，還有兩頭牛。可見，牛車上已裝上了“通幰”，也就是整個車頂都布幔遮起來，用以防熱。南京趙士崗還曾出土一輛東晉時期的陶牛車，和王廙墓中的那輛一樣，其中也有可供倚靠的憑几。

而在後世的車輿禮制中，對各階官員乘坐什麼樣的牛車都做了規定。《三國志·吳書·孫權傳》就記載有吳主孫權使用牛車的情況，說他的車用八牛挽拉。北魏時期的車輿制中，皇帝有駕牛十二的規定。

牛車為何會在達官貴人這個群體流行起來了呢？考古學家認為，這大概是牛步緩慢，車輛安穩，顛簸程度小。而且牛車車廂大，可坐可臥，舒適度比馬車要好得多。

乘坐牛車的風尚，要一直延續到唐代。這期間，有達官貴人偶爾乘坐馬車，還被譏諷為是放誕不經的另類。到了李世民當皇帝，他是馬上得天下，酷愛騎馬，甚至在自己的陵墓前也雕刻了六匹馬，這就是昭陵六駿。百官乘坐牛車的制度完全被拋棄，外命婦成了乘坐牛車的主力軍。到了宋代，牛車徹底淪為拉貨的專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