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政（南京曉莊學院特聘教授）

徐風的《忘記我》（譯林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是一部長篇非虛構作品，主人公錢秀玲祖籍江蘇宜興，出身名門，少年時求學蘇州、上海，又隨哥哥留學比利時魯汶大學，先後獲化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後定居比利時，隨丈夫行過醫，在大學任過教，開過中餐館，辦過中文學校。這位晚年寂寞、曾經以居里夫人為自己人生楷模的女性於2008年在布魯塞爾去世，享年96歲。這樣的人生履歷好像與許多旅居海外的華僑一樣平淡無奇，但錢秀玲女士卻憑著在二戰期間的傳奇表現而名垂青史。

她利用她的堂兄、當時的民國政府將軍錢卓倫早年與民國政府軍事顧問、後任二戰時期比利時總督的德國法肯豪森將軍的特殊關係，先後從德國黨衛軍的槍口下解救了一百多個比利時人質，戰後榮獲比利時“國家英雄”的稱號，人稱“中國的辛德勒”。更為奇特的是，戰後法肯豪森因為曾任戰時比利時總督被作為比利時頭號戰犯押上了軍事法庭，即將被判處極刑，是錢秀玲又一次挺身而出，頂著各方壓力，多方奔走，聯絡被救的人質，聯名呼籲給這位救出許多比利時人的戰士以公正的判決，最終獲得成功。

在“國家英雄”的頒發儀式上，錢秀玲女士致辭時這樣說：“當我有幸在佔領國政府首領面前為無辜的人質求情時，我意識到我是在為那些被最可怕的獨裁者即將奪走的生命而抗爭。”這位老人臨終時說的一句話就是“忘記我”。

這樣的人應該被永遠記住，應該被反覆書寫。16年前，因為一次難得的機緣，徐風走近了錢秀玲女士，為家鄉的這位傑出女性寫一部書成了他的夙願。16年來，徐風遍訪錢家的後人、友朋，並赴比利時尋訪被錢秀玲營救的人質或他們的後人，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現在，這部作品終於出版了。這是一部徐風獻給英雄的書，是作者獻給家鄉的書，獻給中國與世界的書。如果僅僅從文學的角度去討論它，我覺得太輕了。世界上總是有這樣的一些作家，是在為大地、為世界、為人類寫作，也總有那樣一些書，說它們是文學作品實在過於狹隘，《忘記我》就是。

錢秀玲女士囑咐人們要忘記她，而我們恰恰要永遠銘記她，銘記一切在戰爭中犧牲的人們，銘記那些為了和平、正義而奉獻的人們。所以，如果一定要從文學的角度看《忘記我》，我更願意將它看作是一部戰爭文學作品。不能以為那些直接描寫戰爭場面的文學才是戰爭文學。

其實，在文學創作中，只要作品以戰爭為背景，只要人物的行動與戰爭有關，只要敘述的事件只有在戰時才能發生，也只有戰爭才能給予解釋，那它就可以被視為戰爭文學。從廣義上說，處在某一具體的戰爭時空下，人們都是戰爭的參與者，他們可能是作戰人員，但也可能是普通的平民。只有這樣理解，我們才會在更廣闊的背景下認識戰爭，才會對戰爭有更深刻的認識，也才會寫出不同凡響的戰爭文學作品。

文學不是歷史，不但要敘述事件，還要刻畫人物，不但要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更要思考事件背後的邏輯，不但要講述故事，更要透過故事告訴人們更多的意義、價值與啟示。所以，在徐風的筆下，一個邊界清晰的事件在廣闊的時空背景下被複雜地展現出來，以1943年為節點，敘述向時間的兩端延展開去。時間的前端是從一座古橋的傳說開始的，這座古橋承載著的是中華美德，是勤勞、是善良、是一個地方的樸素而古老的仁義文化。再接著是錢家的過去，是一個家族對耕讀傳家古訓的堅守，也是一代鄉賢與時俱進，對新文化的接納和對世界的敞開。

正是因為錢父，錢家兄弟才得以走出國門，才在他們的心中有了世界，有了人類，而家國情懷也在他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因為年輕，所以錢秀玲才會對新事物充滿嚮往，而本應養在閨中的女子因為少年的闖蕩自有了不一樣的俠義心腸與勇敢擔當。傳統、環境、時代以及自身的性格，成就了這些鮮明而富於個性的人物，更為他們的行事作出符合邏輯的解釋。所以，作品既在寫一段傳奇的故事，更在刻畫性格獨特的人物，這種對人物文化與命運的展示，將無數的偶然變成必然，少一個環節都不行。

《忘記我》沒有正面戰場的描寫，但其緊張與驚心動魄絕不亞於一部通常的戰爭文學作品。我在其中讀到了文化的作用、人性的內蘊、性格的魅力和命運的力量。記住這樣的人與故事，就是記住文明的壯舉。正如書籍的腰封上一句話所說的：“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這是錢秀玲的信念。秉持這樣的信念，就會有善良、有正義，人類與世界就會有永續的和平。

《光明日報》（ 2021年06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