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秦政權是十六國時期鮮卑乞伏部在隴西地區所建政權，以今蘭州市城關區、西固區、榆中縣和臨夏市一帶為中心，經歷四帝四十七年，屬於十六國政權中存在年限較久者。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一定亙古不衰，興盛和亡國都是會必然存在的，而西秦亡國過程卻極為迅速，西秦末期的政治狀況，根據《魏書·乞伏國仁傳》記載：“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多叛，人思亂矣。”
在外交上的猶疑不定、內政混亂、軍事失敗中迅速喪失威望和人心，走向社稷傾覆。這與乞伏暮末時期治國策略關係密切，更有時代發展中的歷史必然性。
01由盛轉衰過程中的治國策略因素
西秦迅速亡國，原因可追溯至乞伏熾磐統治後期，此時西秦已佔有整個隴右，擊滅南涼，威服吐谷渾，有進一步進攻河西意圖和實力，國力達到鼎盛。
但在社會發展和形勢變化中，西秦薄弱的經濟基礎與連年戰爭消耗之間，相對不佔優勢的國力與同時面對多個軍事對手之間，遊牧掠奪經濟的缺陷與農業生產的未能大規模振興之間，矛盾逐漸暴露，加之吐谷渾、北涼等強敵振興等外部原因，終於走向內外交困。
國勢由盛轉衰之中，軍事失敗是最直接原因。西秦政權憑藉軍事實力開國、立國、興國、衛國，內政外交各種政策措施都與軍事活動關聯密切。
隨著統治者的腐化和外部環境變化，不能及時減少軍事開拓活動，將統治重心從開疆拓土轉向治國理政，及時處理各種潛在的社會矛盾，必然帶來西秦政權內政外交的全面衰落。
這與晉安帝義熙四年，國力已經衰弱的南涼王禿髮傉檀進攻唾契汗、乙弗部而被西秦趁機吞併之前，其邯川護軍孟愷對局勢的判斷非常類似。
西秦的滅亡，同樣是窮兵黷武與內憂外患綜合作用的結果。從經濟策略來看，西秦政權以戰養戰的掠奪式經濟和實腹虛邊的發展模式，始終未得到調整和改變，依靠頻繁戰爭補充人口充實核心區域的策略。
在對外軍事活動連續失敗，疆域縮減的情況下已經難以維持，重視金城、枹罕一帶腹心地區發展而輕視邊疆，導致西秦後期對境內羌族百姓叛亂的鎮壓無力、連續失敗。
戰爭、移民、掠奪這些經濟措施均受阻礙，加上農業基礎薄弱，以及自然災害，西秦的經濟體系在乞伏暮末時期已經走到崩潰邊緣。
02內政紊亂經濟衰退帶來外交的失策
西秦基礎條件和綜合實力遠遠不如關隴政權，其頻繁的軍事活動高度依賴外部時機，與西秦內部矛盾逐漸多發伴隨的，卻是周邊政權的強大和振興，當北涼、吐谷渾、赫連夏幾乎同時開始蠶食隴西，乞伏氏的軍事、外交活動立即陷入困境。
軍事行動的多次失利又帶來外交上的對手增加、盟友減少。乞伏暮末即位之初，送還之前俘虜的沮渠成都歸北涼，結好沮渠蒙遜，但北涼當年即出兵攻西秦，此後雙方戰爭長期持續，引發此後西秦內部官吏叛亂降敵。
而且乞伏暮末還葬送了停戰休整的一次良機，“西王蒙遜遣使送谷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秦，秦王暮末不許。”
外交上強敵多、盟友少，亡國也就只是時間問題。
西秦政權末期的困局，也源於統治者治理能力和凝聚力的喪失，這是治國策略出現危機和在執行階段更加惡化的前提。
乞伏氏統治者在立國數十年後，統治者生活逐漸腐化、內部矛盾逐漸加劇，佞佛風氣盛行，反映了西秦貴族階層的轉變。
統治者的腐朽墮落、相互殺戮，必然導致與官僚體系、底層民眾關係上的離心離德，也必然難行善政、難納善議，走向政權的分崩離析。
最高統治者乞伏暮末的執政能力和所作所為也促使統治階層離心離德，尤其是改變了倚重漢族官吏的治國方略。
他在官員任用上依靠乞伏王族較多，對叛亂者進行大規模誅戮。
還曾因為微小的私怨殺害西秦隴西尚書辛進五族二十七人，與漢族豪強逐漸決裂，在文化政策和官吏任用上都違背了立國傳統，在乞伏氏內部和統治階層中都不斷樹敵。
結怨於巨室，加劇民族、階級、統治者內部各種矛盾，在執政策略的參謀、制定、推行、落實各個層面都動搖了統治基礎。
03西秦政權被吞併的直接原因
總體來看，西秦政權被赫連夏吞併的直接原因是軍事失敗，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內部，可以說不亡於外而亡於內，西秦維繫對境內各族勢力統治的主要手段，始終是軍事力量的強大，而非經濟、文化上的凝聚力。
當統治者無法以改善生產方式、促進地方生產力的進步實現政權發展，反而在掠奪經濟和戰爭活動中逐漸將物質積累消耗殆盡，一旦伴隨軍事活動失敗，內部民族矛盾、階級矛盾迅速爆發，統治政策上又做不出重大調整，其滅亡也就有了歷史必然性。
從能夠令西秦及十六國其它短命政權。獲得延續的可能性治國策略來看，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對傳統立國策略加以調整，在外交、官員任命、民族政策方面繼續採取靈活、寬容方式，繼續吸收漢族士人參政，加強民族融合，調整階級矛盾，做到為政不無故開罪巨室、作戰不四面受敵。
二、應當隨著封建化程序，在刑法政策上、禮儀制度上積極變革，適應新的形勢，處理部落聯盟階段遺留下的僵化舊體制，革除遊牧遺風，對統治區域內的人心加以有效約束。
三、必須在經濟政策上作出重大調整，改變以戰養戰的掠奪經濟，走向均田制、府兵制一類更適應魏晉南北朝時代特徵的更好協調兵農的經濟生產模式。
十六國政權顯然都不能產生如此深刻、徹底的變革，這便是時代的侷限。
04西秦覆亡的歷史啟示
從時代看，西秦政權存在於前秦和北魏對北方的兩次統一之間，前一次統一，是形式上的、不穩固的，軍事強制的，後一次統一，則是由民族、文化、經濟諸多方面因素促成，產生了隋唐大一統的前奏。
西秦和同時期的許多政權，恰好處於這樣一個過渡階段，其興盛和衰落都是歷史、社會發展的結果。
儘管統治者的個人才能等人為因素會在其中增加許多偶然現象，但當地區與地區之間，經濟、文化的發展、交流已經開始衝擊政權林立的分裂局面，統一也就是大勢所趨。
在西秦政權興滅前後，前趙、前燕、前秦、後秦、後燕、北魏迭興，強大時均能以數十萬少數民族軍隊主導北方政局，佔據中原、燕趙的發達地域，以居天下正朔身份在武力開疆拓土同時修飾禮樂、禮儒敬佛、勸客農桑，力圖憑藉文治武功創業垂統。
最終卻只有漢化最徹底的北魏跳出“胡無百年之運”的迴圈，結束十六國亂局，讓北方重歸統一，其他政權存在時間多數還不及相對弱小的西秦，將西秦置於這樣一個更大的歷史環境觀察，其出現和消失的歷史共性和偶然性也就非常明顯。
首先令人注意的是，西秦和這些政權均是不亡於創業而失敗於守成，創業可以憑藉遊牧民族強大的武力，守成則必須依靠成熟的政策、充足的人才來緩和民族與階級矛盾，必須對賴以立國的武力加以約束，還得保證幾代統治者均是有為之君。
在十六國政權中，即使苻堅、慕容垂這樣的雄主也不能完全做到內政高效有序、善除政權內憂外患，與南方的東晉相比較，政權力量強大卻缺少凝聚力和永續性。
最終不是亡於窮兵黷武就是敗於內部爭權，陷入治亂迴圈的歷史宿命，正如胡三省評價前秦君主苻堅的失敗時，引用荀子“兼併易也，堅凝之難”八個字，概括了十六國政權內政策略上的缺陷。
儘管這些政權重視學習漢族文化和吸收漢族士人來修正自身弱點，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最顯著的成效卻不是一時可見，而要等到數十年後的北魏來收穫。
歷史時機、地緣環境、統治者個人才能等則是影響這些政權運命長短的偶然因素，對西秦政權來說，是國力的薄弱、人口的稀少和四面受敵的地理位置，這些客觀因素制約其發展規模又決定了其發展方式，偶然之中又孕育著必然的發展結果。
可以說，十六國時期政權林立前後相繼的混亂局面，本身就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一個偶然、過渡的階段，是西晉短暫統一和綱常紊亂引起的民族劇烈，衝突之下的融合。
西秦這樣的地方割據政權，只有依靠大一統王朝的分崩離析和治理區域內經濟落後、封閉到自成體系才能夠產生，更依賴遊牧民族未完全農耕化之前，簡陋的政體組織和靈活的軍事體系才能夠延續。
文化上，魏晉以來，崇尚正統倡導名分的儒家思想影響力嚴重削弱，也使十六國時期林立的民族政權足以不被北方累代經學的世家大族排斥，使他們願意與異族統治者合作治國理政。
當以上這些條件逐一改變，當社會、文化經過戰亂、分裂衝擊，重新回到正常發展的軌道，這些過渡政權的歷史使命也就即將結束，隴西鮮卑和西秦政權。
05結語
總之，這些不過是歷史、社會治亂交替歷程中的一個插曲，是隴西地區曲折前進發展道路的產物，以其對地方的開發和建設，推動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經濟復甦之後政治統一的歷史走向。
這一歷史時期，史書所載地方州郡級別變亂不計其數，與北方十六國的興亡相繼同時，南方的東晉政權也經歷了王敦、蘇峻、桓溫、桓玄對政權的歷次衝擊，於強藩面前王權衰微幾如東周，終於被劉宋取代。
可見無論南北，分裂要素都曾經大於統一要素，南北政權都曾經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無力甚至遭受反噬，只有當整個國家混亂衰弱到崩潰邊緣，強大的民族、藩鎮之間的武力角逐到了尾聲。
阻礙統一維持分裂的因素消亡殆盡，或起自民間、或來自塞外的新生勢力強大起來除舊佈新。
用全新的制度和復興的文化在人才、武力等方面改變政權核心與地方區域的不穩定歸屬關係，才能為一輪治亂迴圈收尾，開啟歷史下一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