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史記》記載，大約4000年前，天下爆發大洪水，鯀與大禹父子二人先後治水，最終大禹治水成功，贏得萬民擁戴，從而開創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大約3600年時，夏桀荒淫無道，商湯替天行道，進而推翻夏朝建立商朝。大約3300年前，盤庚遷都到殷地（今河南安陽），結束了商人頻繁遷都的歷史。
從時間線上看，大禹與夏朝在前，商湯與商朝在後，這是家喻戶曉的基本常識。但出土的戰國竹簡卻引人深思，大禹與夏朝距今很可能只有3300餘年，一度與商朝並存。
2008年，清華大學獲得一批戰國楚簡，學術界將之稱為“清華簡”，經過整理之後，其中一篇叫《楚居》的文章或改寫了楚國曆史。
《史記·楚世家》記載，楚國祖先出自黃帝之孫顓頊高陽，之後傳承為稱、卷章、重黎與弟弟吳會、吳回生陸終、季連（上有兄長五人）、附沮、穴熊，之後衰敗“弗能紀其世”，周文王時“季連之苗裔鬻（yù）熊子事文王”，鬻熊之子為熊麗。按照司馬遷的敘事，黃帝距今4700餘年，孫子顓頊距今不會低於4500年，季連距今也應該在4000年以上，之後一段時間內“弗能紀其世”，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後楚之苗裔鬻熊再出江湖，輔佐周文王滅商。
《帝系》是《楚世家》的史料來源之一，其中記載楚人先祖分別為顓頊、老童（卷章）、重黎與弟弟吳回、吳回子為陸終、季連（羋姓）、什祖氏、穴熊，九世至於西周中期熊渠（？―前877年）。
但清華簡《楚居》記載，季連生於騩山，後來“見盤庚之子，處於方山，女曰妣隹，秉茲率相，詈由四方，季連聞其有聘”，娶了盤庚孫女妣隹為妻，生下伯和遠仲，他們後代穴熊又娶妣列為妻，生下侸叔和熊麗。
對比《楚世家》、《帝系》、《楚居》三個版本，可以得出以下二個結論：
首先，《帝系》與《楚居》比較接近，透過其世系推測，季連應該是商朝中後期之人，極有可能是商朝盤庚孫女婿。但《楚世家》中的季連，距今至少4000年以上，屬於上古人物，遠在商朝之前。分歧的關鍵在於季連之孫穴熊，司馬遷認為穴熊之後數百上千年楚人“弗能紀其世”，但《帝系》《楚居》認為穴熊已是商末周初之人了。
其次，《楚居》記載穴熊之子叫熊麗，《帝系》記載穴熊到熊渠為九世，《楚世家》記載穴熊之後楚人衰敗大約數百年，周文王時鬻熊之子為熊麗。不過，《楚世家》鬻熊到熊渠為九世，這一點與《帝系》穴熊到熊渠為九世一致。
對於《楚世家》與《帝系》的矛盾之處，清朝孔廣森認為是“鬻熊即穴熊，聲讀之異，史誤分之”。
如果穴熊即鬻熊，曾經“事文王”，而季連是盤庚孫女婿，那麼這是否符合基本歷史呢？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李學勤（上圖）在《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一文中指出：
“具有神性的季連以妣隹為婦，而妣隹乃商王盤庚的孫女，與祖庚、祖甲同世，他們的兒子伯、遠仲與廩辛、庚丁同世，那麼穴熊即鬻熊乃和武乙同輩，可以活到文丁、帝乙（？—公元前1076年，紂王之父）之時，他事於周文王，如《世家》引楚武王所說為文王師，從時代來說，是正合適的。”
因此，以如今清華簡《楚居》來看，孔廣森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鬻熊就是穴熊，應該是司馬遷把“穴熊”和“鬻熊”同一個人誤分成為二人。當然，司馬遷之所以搞錯，應該是受到楚人誤導，因為如果季連是盤庚孫女婿，那麼怎麼都無法將楚國世系與五帝時代連貫起來，由此楚國曆史就有些短，來歷也不夠大。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鬻熊即穴熊，那麼季連大約就生活在商朝中後期，而史載季連是黃帝八世孫，大禹是黃帝五世孫，這就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即大禹與季連所處時代差不多，大約都是商朝中期之人。由此也可見，黃帝距今時間可能也不超過4000年。
與此同時，在上世紀90年代，湖北荊門郭店楚墓中出土了一批楚簡，其中一篇叫《窮達以時》，上面記載：“咎繇衣胎蓋，帽絰蒙巾，釋板築而佐天子，遇武丁也。”郭店簡《唐虞之道》記載，“咎繇內用五刑，出弋兵革，罪涇□□□用威，夏用戈，正不服也。愛而正之，虞夏之治也。”
所謂“咎繇”，其實就是大禹時代的皋陶，相傳架構了中國最早的司法制度體系（五刑、五教），強調“法治”與“德政”的結合，堅持公平公正，輔佐大禹治水有功，大禹準備禪位於他，但卻在帝禹之前先死了，未能繼位，後來大禹禪位給了伯益。
以古史系統來看，皋陶距今4000餘年，但《窮達以時》卻認為皋陶見過商朝武丁（？－公元前1192年），屬於商朝中後期人物，大約與季連同時代。如果皋陶是武丁時代之人，那麼大禹就很可能與他一樣了。但這種說法又過於顛覆認知，到底是真實歷史，還是記載錯誤，或是穿鑿附會？
關於這些戰國楚簡對大禹所處時代所造成的困惑，筆者認為可以有兩種解讀：
首先，楚國被中原列國視為蠻夷，可能出於政治需求，楚人編造了祖先來源，將自身納入華夏譜系中，將季連存在時間前推了數百上千年，導致讓他與大禹處於大致一個時代。
當然，也可能是順其自然的形成，顧頡剛先生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就指出：“自從春秋以來，大國攻滅小國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併合，種族觀念漸淡而一統觀念漸強，於是許多民族的始祖的傳說亦漸漸歸到一條線上，有了先後君臣的關係，《堯典》、《五帝德》、《世本》諸書就因此出來。”最終，形成了以黃帝為共祖的譜系。
其次，大禹與夏朝未必早於商朝，也可能與商朝共存過一段時間，乃至就是商朝中後期的人物。以黃帝為例，如今比較公認的觀點是“周人的古史系統有三次建構，周人逐步將祖先的時代提前，最終以黃帝為祖”，也即黃帝的萬族共祖身份是構建出來的，而不是真實存在的，因此周人將夏朝與大禹提到商朝之前也未必不可能。
但需要說明的是，判斷大禹與夏朝不早於商朝，並非否定商朝之前沒有王朝，因為二里頭遺址已經證實商朝之前還有上古王朝，只是這個上古王朝未必是大禹創造，名稱也未必叫“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