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官窯“潭州準造”
一件銅官窯青釉儲錢罐留有“潭州準造”四字，上面以釉下褐彩寫有一段較長的文字：“潭州準造。道林寺慕主施二千五百人，各舍錢一千文，寫大藏經五千卷，經藏一和舍利塔，藏滿即略施同福，大中十二年七月日僧疏言白。福德藏。”
湖南理工學院教授鍾興勇先生在2017年第四期《長沙大學學報》刊載《嶽州窯發生史略》一文卻稱：“長沙窯與嶽州窯本為一體，前者是在後者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起來的。”同時，該文認為：“隋開皇十一年（591）改岳陽縣為湘陰縣，包括銅官區域在內，地屬嶽州。”該文無論從文化，還是地域，都將長沙銅官窯納入了嶽州窯的範疇。
然而，從這件銅官窯出土文物來看，我們有理由說：銅官窯，潭州造。
（銅官窯青釉“潭州準造”儲錢罐）
唐代盛行飲茶，文人士大夫以飲茶為韻事，對茶具也非常重視。而以州治命名窯場的歷史也是在唐代，陸羽為始作俑者，他在《茶經》中說道：“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嶽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他還說“越州瓷、嶽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嶽州窯因為陸羽的妙筆，而名垂千古。據著名歷史學家陳先樞先生考證，“成名後的陸羽與湖南的仕紳官僚多有交往，幾度寓居長沙，在長沙作幕賓，對長沙茶文化的影響是可以想見的。”寓居長沙的陸羽，卻未能為“潭州窯”留下一筆，甚是可惜。
潭州是隋朝至明朝時期州治或府治長沙的古稱。隋開皇九年（589），以地有昭潭，改湘州為潭州，設立潭州總管府。隋大業三年（607），改潭州為長沙郡。
在長沙銅官窯興起的唐五代時期，潭州與長沙二名，曾多次交替使用：唐天寶元年（742），潭州改為長沙郡；至德元年（758），復改為潭州。後唐天成二年（927），馬殷“以潭州為長沙府”，長沙為楚國都城。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孫彥等著的《中國曆代陶瓷題記》一書載有二方陶質墓誌銘，一為《“大和八年”唐叔清買地券》，一為《“鹹通八年”彭城劉府君陶墓誌》。二方墓誌都出土於銅官窯核心區域——石渚湖北岸覺華山。
《“大和八年”唐叔清買地券》長30釐米，寬25釐米，欄內陰刻文字13行，200字。買地券稱：“大和八年，歲次甲寅，九月己酉，十三日辛酉，金（今）有潭州長沙縣臨相（湘）鄉普樂裡沒故亡男人唐叔清，時年六十七歲亡沒。”
《“鹹通八年”彭城劉府君陶墓誌》長46釐米，寬30釐米，正面陰刻楷書11行，349字。該墓誌載六十歲的墓主人劉璿“唐鹹通八年，歲次丁亥，八月建、丁卯朔，彭城劉府君沄（潭）州長沙縣臨湘鄉普樂裡故——玄宗之世、紫金光祿大夫劉球公一十二廿（世）玄孫洽公之子、孝廉璿公，立志葬斯焉。”
無獨有偶，銅官窯青釉儲錢罐留下了“潭州準造”四字，還記載了道林寺的佛事，時間是“大中十二年七月日”。
大中十二年即公元858年。道林寺儲錢罐上的文字，還帶有一定的行政命令色彩，“準造”二字，體現了當時潭州府對銅官窯的監管。儲錢罐與上述二通墓誌銘一道，準確地告訴了今人，唐代的石渚，屬於潭州，其地界上生產的風靡亞非二十餘國的長沙銅官窯，當屬潭州，而非嶽州。
唐叔清去世於大和八年，即公元834年；劉璿去世於鹹通八年，即公元867年，兩者相隔34年，都葬於“潭州長沙縣臨湘鄉普樂裡”，也就是長沙銅官窯的故地。由於出土地點明確，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兩塊陶質墓誌銘，也是銅官窯的產品。
可見，三件珍貴的“潭州”款銅官窯文物上的年號，都在唐至德元年（758）到後唐天成二年（927）這一“長沙”被稱作“潭州”的169年時間段之內。
嶽州窯與石渚南一公里多的東漢石門磯窯同屬於青瓷窯系，在唐代後期逐漸衰落，被與之毗鄰的長沙銅官窯的釉下彩瓷器所代替。如果按照陸羽的命名方法，長沙銅官窯似乎叫“潭州窯”更為準確，而三件帶“潭州”文字的銅官窯文物，似乎也在印證這一說法。
銅官窯裡的“上田社”
《禮記》“祭法”：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史記》卷二十八：“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
“社”在古代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神廟、日子以及祭禮，如春社、秋社、社日；“稷”是穀神，古代君主祭祀“社”與“稷”。後來，“社稷”合而為一，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
長沙銅官窯裡有二件涉“社”器物，即“上田社”碗與“老尋家茶社瓶”。
（銅官窯青釉褐彩“上田社”記文碗）
對於“茶社瓶”的“社”字，可以作兩種理解。第一，古時有春社、秋社，社日中的人們各以社糕、社飯、社酒等相互饋贈，用為供養。此“茶社瓶”或為社日裝茶請客供養之用物。
第二，古時志趣相投者往往聚會結社。《都城紀勝》記載南京臨安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唐代飲茶之風興盛，或亦有某種“茶會”“茶社”之團體，而“社”中所用之茶瓶，或可稱為“茶社瓶”。《全唐詩》即載有“茶會”，如《惠福寺與陳留諸官茶會》《過長孫宅與朗上人茶會》等。
說到“上田社”碗，方家多將“上田”註解為日本商人的姓氏，而將“社”字理解為類似於日本當下的公司。
其實，中國古代的典籍裡多有“上田”的記載與解讀。如《毛詩正義》：“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周禮註疏》：“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春秋公羊傳註疏》：“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漢書》“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舊唐書》裡也有“上田”“下田”，甚至“荒田”的明確記載，那應該是把按田“肥瘦”而定稅收的“尺子”：大曆五年（770）三月，“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荒田開佃者，畝率二升。”代宗李豫時期出臺的這個政策，從時間上看，大體與銅官窯“上田社”碗的“出生期”相當，即唐中晚期。
論者以“上田”為日本姓氏，其實不然。據資料，古代日本人沒有姓，只有名。1870年，明治天皇頒佈了《平民苗字容許令》，准許包括以前不準擁有姓氏的平民在內的所有日本人擁有姓氏。1875年，頒佈《平民苗字必稱令》，規定所有日本人必須使用姓氏。此後，才有了日本的姓氏普及。因此，唐時期的日本，是否有“上田”之姓，值得商榷。
日本的“株式會社”，在中國相當於我們常說的股份公司。“株式”起源於18世紀，意為股份、股票和股權；會社有商會、合作社及有限公司等意思。
日本的姓氏與“株式會社”均是近代的產物，較銅官窯的“上田社”碗，晚了千年。可見，“上田社”題記碗，當為“窯人”為上田之“社”——上田的土地神而定製的專用祭器。它或用於裝祭品，或盛祭酒，屬於民間信仰中的物品，與銅官窯其他帶宗教色彩的題記器物，如“道林寺”“開元寺”“北禪院”“南臺寺”“麓山寺”的性質基本相同。
“均民力，彊國家。”上田、中田、下田是我國古代統治者按田土肥瘦來分配資源、人口，決定稅賦的一種土地制度。田社是古代奉祀田神——土地神的處所或神廟，三國時期的曹植在其《社頌序》中說道：“田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為田社。”
出於對土地的依戀與崇拜，古人設“社”來祭祀上田，這應是銅官窯“上田社”題記的基本要義。同理，古代應有“中田社”“下田社”，甚至“荒田社”的存在，今天廣州增城有上田社，雲南普洱有中田社，漳州龍海有下田社，四川攀枝花有荒田社，這些“田社”，應與古代文獻、與銅官窯的“上田社”存在著一定的對應關係。
銅官窯詩文裡的“南朝雙壁”詩
長沙銅官窯詩文中有二首涉及到南北朝時期的二位著名僧人，一為釋寶月，一為志公禪師，他們可謂是銅官窯詩文裡的“南朝雙壁”。
1。齊武帝太樂令釋寶月
釋寶月，俗姓康，一說姓庾，胡人後裔，南朝蕭齊時期的詩僧、音樂家。其人，善解音律，頗有文名。
《南齊書·樂志》載：“《永平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為十曲。道人釋寶月辭頗美，上常被之管絃，而不列於樂官也。”
“不列於樂官”的釋寶月在另一部文獻中被明確記載為執掌國家音樂的太樂令。據元馬端臨《文獻通考》：“齊永明中，釋寶月為太樂令。”太樂令，“北齊為太常寺太樂署長官，從八品上，掌諸樂事。”品級雖不高，卻服務於帝王。《南齊書》：“太樂令一人，丞一人。”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輯得釋寶月詩五首，據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載：齊武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作《估客樂》，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帝使樂府令劉瑤管絃被之教習，卒遂無成。有人啟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敕歌者常重為感憶之聲。寶月又上雨曲，凡四章。”
南齊（479-502）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第二個朝代，僅有二十三年，為蕭道成所建，史稱南齊或南朝齊或蕭齊。齊武帝蕭賾，蕭道成長子，南朝齊第二位皇帝。建元四年（482）即位，年號永明，是為齊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去世。《堯山堂外紀》中關於釋寶月的故事，說的是蕭賾“登祚以後”，也就是當上皇帝以後的事了。
釋寶月的生卒時間及生平不詳。據以上資料，可以推定，釋寶月當活躍在南齊存在的二十三年間。釋寶月向齊武帝獻“四章”，以及《文獻通考》載其永明中為太樂令的二件大事，當發生在蕭賾登上大寶之後——即公元482年到493年的十一年間。
與銅官窯詩一首近似的釋寶月詩，錄如下：
有僧長寄書，無信長相憶。
莫作瓶落井，一去無訊息。
後來，釋寶月“四章”詩中的第二章，即被“窯人”題寫上了長沙銅官窯，原詩如下：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
莫作瓶落井，一去無訊息。
（銅官窯“有信數寄書”壺）
銅官“窯人”將第一個“信”字改成了“僧”字，將“數”字改成了“長”字，將“心”字改成了“長”字，其他原文不動。
我想，釋寶月詩的書寫者——銅官“窯人”，應該知道這首詩的作者是個佛門弟子，故改“信”成“僧”，變“數”為“長”，而易“心”為“長”，或者說，將“長”字，換了個位置。全詩，改了三個字，似乎在意境上，更接地氣了些。
如果說，釋寶月的原詩，更具禪意。那麼，三百年後，經“窯人”改造過的這首，或許就是“窯人”自己當時的心情寫照，已然蛻變成了一首表達愛慕，寄託相思的情詩了。
2。梁武帝“國師”志公禪師
釋寶月在蕭齊永明（482—493）時期任太樂令，無獨有偶，同時期的另外一位高僧——志公禪師的詩文也曾出現在銅官窯器物。
志公禪師（418—514），南北朝宋、齊、梁時期的高僧。據清嚴可均輯《全梁文》 卷七十一：“寶誌一作保志，俗姓朱，金城（今甘肅蘭州）人，宋泰始中年已五六十，俗呼為志公。齊永明中迎入華林園，尋住東宮後堂，天監十三年卒，葬鐘山。”
志公禪師年少出家，參禪開悟。劉宋泰始年間（466—471），即被稱為“神僧”。齊武帝供養禪師於華林園。後來，被粱武帝尊奉為“國師”，時常長談，請開示法要。由於梁武帝的倚重，也就有了清呂熊《女仙外史》“古來志公禪師，叫做‘緇衣宰相’”的記載。
志公禪師道行高深，《全梁文》稱其“跡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全唐文》載“志公和尚者，實觀音大士之分形者歟。”
志公禪師於梁天監十三年即公元514年12月圓寂，世壽96歲。據史料，志公禪師去世前，似有預兆。《南史》卷七十六“隱逸下”：“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
志公禪師圓寂後，梁武帝敕葬於金陵鐘山獨龍阜，並於墓旁建開善寺，諡“廣濟大師”。
銅官窯有近似志公禪師詩，錄如下：
我見他家死，心中熱如火。
不是憐此人，恐畏此著我。
（銅官窯“我見他家死”壺）
此詩與志公禪師《勸世唸佛文》中的“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四句基本相同，其意大體如下：你看到人家的離世，看到的只是人家的災難？不，你應該警惕，“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他告誡人們，他人遭災時，要感同身受，由人推己，常存悲憫之心。
忍辱波羅蜜是六波羅蜜之一，為大乘佛教的重要教理和修持法門。同時，忍辱作為一種品德修養，學佛必須學忍辱波羅蜜，所以，章炳麟如是說：“惟孔子亦曰克己復禮，浮屠有忍辱，皆自勝也。”
銅官窯有“忍”，“忍辱非人，非人忍辱”及“忍辱成端政（正）”等題記。其中，“忍辱成端政（正）”與《梁武帝問志公禪師因果經》中的“為人端正，從忍辱中來”一句意義接近，與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八載的“為人端正，顏色潔白，輝容第一，見無不喜，從忍辱中來”內涵相同。
佛有“八忍”之說，所謂“忍為智之因，智為忍之果也。”“忍”反映了百忍成金的思想。只有忍受苦難，誠心修善，待死後輪迴轉世才能脫離苦海。
銅官窯器物上的系列“忍”題記反映了“安史之亂”後社會的動亂，人民生活的艱辛，也波及到了遠離中原、偏安南方的銅官，這是“窯人”寄託於宗教，希望於來世的現實表現，也是佛家經典，志公禪師、釋寶月詩文多現於銅官窯器物上的歷史前提。
創造之於銅官窯，是其在唐五代二百年間生存與發展的強勁核心，銅官“窯人”在釋寶月、志公禪師原詩的基礎上，稍加改造，即“創造”出來另外的語境，與原詩一起，不朽了千年。
（作者單位：中南大學當代東方藝術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