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農民起義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秦朝的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到清末的太平天國運動，都能看到農民起義軍的身影。明朝同樣是在浩浩蕩蕩的農民起義軍打擊下壽終正寢的。這其中來自陝西的王嘉胤、王自用兩大領袖率先舉起了反明的義旗，最終匯聚成李自成和張獻忠率領的兩大農民起義軍。雖然明末農民起義首先在陝西爆發，但究其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天災人禍。

當一個王朝氣數已盡的時候，往往會有若干徵兆。天災是其一，早在明熹宗天啟年間，明朝就出現了多起天災事故。一個是天啟大爆炸，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至今尚無定論；另一個是京師爆發了洪災，多地出現了旱災和蝗災。陝西災荒尤其嚴重，禾苗枯黃，餓殍遍野。人禍是其二，魏忠賢等宦官專權，東林黨爭，加深了對百姓的盤剝，即使災荒連年，但官府的徵糧依然分文不減，以致民不聊生。可以說崇禎帝接手的大明江山已經是個亂攤子了。

除了天災人禍這些導致農民鋌而走險，揭竿而起的原因外，從今天行政區劃考察，王嘉胤、王自用、李自成、張獻忠這些農民軍領袖全部出自陝北榆林。王嘉胤，榆林府谷縣人；王自用，榆林綏德縣人；李自成，榆林米脂縣人；張獻忠，榆林定邊縣人。榆林位於陝西最北部，處於陝、甘、寧、蒙、晉五省區的交界地，少數民族眾多，這裡既有漢族的黃河農耕文化，也有少數民族的遊牧文化。

而明朝的陝北比今天的範圍還要大，橫跨整個河套平原和今天的甘肅寧夏青海。河套地區的戰略重要性自不必說，歷來是政權爭奪的焦點地帶。因此陝北是明朝的一個防衛重點區域，榆林鎮即是明朝九邊重鎮之一。舉世聞名的明長城，自晉陝交界的河曲，向西延伸至嘉裕關，全都在陝北境內。既然是邊關要塞，那麼陝北自然兵多將廣，隨處可見駐紮的軍隊，加之這裡多民族交匯，自古以來戰事頻繁，因而形成了剛毅、彪悍、爭強好勝的性格。

此外，陝北處於黃土高原，自然條件相對較差，土地貧瘠、高原深壑、天寒地凍、缺水嚴重、交通不便等等因素嚴重製約著當地農業的發展。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到此地做官。據歷史記載，崇禎年間，陝北的州縣官缺口達到半數以上。有缺口就得補缺，補來的都是什麼人呢？舉人、貢生出身的達90%以上。這些舉人、貢生多是年紀偏大，科舉失意，沒有晉升的機會了，才不得不派到陝北各州縣的。

年老體衰、出身不好、威望不夠，這麼一群官員怎麼能管理好陝北這個地方。既然難以管理，索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正沒什麼前途，還不如利用手上僅有的那麼一點權力撈上一筆，日後退休了也能有個安穩的日子。這對本已地瘠民窮的陝北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事實上，除了陝北社會治理嚴重鬆弛外，更有來自朝廷的政策失誤。

這個就得從明朝的驛遞制度說起。明朝在全國共設立了1936個驛站。明中後期，驛遞制度弊病叢生，待到明末崇禎年間，很多驛站年久失修，管理混亂，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是崇禎帝怎麼改革驛站呢？他只想著為朝廷節約些銀子，所以一刀切，直接砍掉了不少驛站。不過此舉也砸了很多人的鐵飯碗。因為山西、陝北之間的驛道都在大山中，交通不便，很多百姓就靠賣苦力在這驛道上掙口飯吃。另外很多驛卒也因此下崗了，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個。這樣一來，陝北多了很多生活沒有著落的人。

土地貧瘠，還年年大旱，顆粒無收，地方官只顧個人利益，不斷盤剝百姓，放任自流，朝廷裁撤驛站又奪了生活來源，百姓淪落為饑民、流民。窩了一肚子火的陝北百姓認定了左右是一個死，做強盜而死，多少還能得些溫飽，比坐著等死、餓死強，最終淪為盜賊。陝北駐軍也好不到哪裡去，災荒年，軍糧供應捉襟見肘，甚至到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變賣兵器的地步，這些士卒長年在邊塞服役，除了做盜賊，還能做什麼可以維持生計的？天災人禍、政策失誤，導致饑民和邊軍最終匯合，加入了農民起義軍的隊伍，明末農民起義首先在陝西爆發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