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陳寅恪有一句被廣為稱引的名言：“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語言的流變中蘊含著歷史變遷。
鄭子寧是瞭解多種語言和熟知多種漢語方言的語言學家，近日其在後浪出版集團出版《中國話》一書，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分別深入探討了中國的飲食、數字、動物、稱謂、地名等方面的文化。鄭子寧藉由語言探索中國人的歷史與文化記憶，猶如偵探破案般描繪出一條條不同民族間的歷史發展與文化交流軌跡。
“父”“兄”稱呼的演變
《中國話》共輯錄了鄭子寧對9大領域的中國話的起源與傳播的解讀，其中包括十二生肖與中國數字，近親家屬的稱呼演變，冶鐵技術與語言流變的影響等。語言演變是十分複雜的文化現象，與一支部落的遷徙，水稻種植、冶鐵技術的傳播以及民族融合等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鄭子寧是語言學達人，瞭解英語、法語、土耳其語、寮國語等語言，熟知多種漢語方言，因此可以尋找語言中異於規律的現象，並試圖從歷史文化中找尋到佐證。這種對語言的探疑和解讀，深入淺出又饒有意味。
比如在“中國人的七大姑八大姨”這一章節中，鄭子寧先是解讀了“爸媽”讀音的來源。自古以來，父親在漢語書面語中一直寫作“父”，在普通話和多數漢語方言中，“父”字的讀音是“fu”。不過在上古時期，“父”字的讀音卻更接近今天的“爸”。為了講述清楚這個字音字義的流傳，書中還引用了原始漢藏語時代傳承下來的藏文中和緬文中的“父親”讀音。即便不懂藏語和緬文也可以依稀看出，在這兩種語系中“父親”的尾音都更接近“ba”。雖然漢語歷史上語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本的“父”（音近ba）已經讀成了fu，但是由於這個字的使用頻率非常高，在口語中保留了歷史上發音，因此採用另一個漢字“爸”來表示這個古老的發音。與之類似的還有“母”在口語中說“媽”。
“爹”是另一個在現代漢語中表示父親的詞彙。作者考證，中國南北方“爹”的來源不同，北方“爹”的來源則可能與草原民族有關。唐德宗年間，回鶻汗國出現內亂。此時率兵出戰吐蕃不利的回鶻大將頡幹迦斯引兵回國，新可汗在郊外哭拜大相說：“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根據《資治通鑑》的說法，“阿多”是回鶻語父親的意思。可汗稱自己是兒子，認頡幹迦斯為父，不管是內心尊崇還是形勢所迫，都表示他不敢得罪這位大相。而在維吾爾語中，父親是“ata”，就是所謂的“阿多”，這個詞在突厥碑文中的記載最早出現在8世紀。在民族融合中，也許漢語中的“阿爹”是由此而來。
漢語中“哥”“兄”的稱謂則相對穩定。在唐朝以前，人們普遍使用“兄”字為主，而當前除了閩南等少數地區的方言，對兄長的普遍稱謂是“哥哥”，口語中的“兄”字基本只出現在“弟兄”“兄弟”兩個詞中。從唐朝開始，哥哥逐漸取代了“兄”在口語中的地位。
山東的壯語地名
很多語言和漢字的使用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談到主要生活在我國西南地區的壯族人時，鄭子寧舉例說，比如“勐”字頻繁出現在雲南的地名中，但是全國其他省份中卻幾乎沒有；廣東廣西有大量帶“峒”的村莊，貴州則有大量帶“洞”的村名。這些現象均是壯侗語系的特點。
有趣的是，壯侗地名的影響不僅在中國西南地區，在北方的山東省也有體現。在複雜的歷史程序中，語言的流變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考證山東省的地名和壯侗語系的關係，也是一條甚為有趣的語言流變脈絡。
《左傳·哀公元年》有一句非常簡短的記錄：“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夫椒”是一處地名，一說今天蘇州太湖裡的洞庭西山，古稱“夫椒山”，也有一說是今天無錫太湖邊的馬山古名“夫椒山”。當時的吳國和越國，大多數百姓均不說漢語，使用的是非常難破解的當地吳越的語言。所幸“夫椒”一詞早早明確記錄是“椒山”的意思，這給破解這個地名的來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再回到因長壽而知名的廣西的巴馬縣。“巴馬”實際上應該算是一個誤寫，本來的寫法是“岜”。“岜”是一個專門用來寫壯語地名的字，在壯語中使用普遍，意思是“石山”，讀音也與該字在現代漢語中的讀音差不多。而在上古漢語中，夫的讀音就是“pa”，“夫椒”即“椒山”的意思。也就是說，“夫”字和“岜”字一度讀音和字意都完全吻合。有理由相信，這兩個字在壯侗語系中，可能是通用的或者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更有意思的是，還能在山東的地名中找到“夫”字的蹤跡。《左傳》中提到過兩處以“夫”字為頭的地名，分別是“夫鍾”“夫於”，這兩處地方前者在今寧陽縣西北，後稱“龔丘縣”，後者在今鄒平縣東南，後稱“於陵縣”。從後來的更名也可以判斷兩地都有山。山東還有不少地名和江浙有相似之處，如山東日照有會稽山，浙江紹興也有會稽山；山東曾有姑蔑國、奄國，越國西界也出現了姑蔑。結合其他複雜的史料典籍和語言現象，作者認為從山東到浙江的沿海區域遠古時都是東夷和百越之地，這些地名應是東夷人和百越人留下的痕跡。從可以解讀的地名來看，他們中很可能有相當一部分曾經說過壯侗語。
為何這些地方的人曾經說過壯侗語，目前作者也尚未掌握相關線索。語言學研究不比自然科學那般絕對精密，不過從浩繁複雜的多種語言流變中發現這類語言現象，也不乏科學精神。
公元808年末，唐憲宗年間的南詔（今雲南一帶的古代王國）清平官（相當於丞相）趙叔達在歡慶節日的場合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是：“法駕避星迴，波羅毗勇猜。河潤冰難合，地暖梅先開。”這首詩雖然也被收入了《全唐詩》，卻鮮為人知，其中一個原因是詩中運用了大量南詔專用的詞語和地名，難以解讀。詩中尤其以整句南詔語言入詩的“波羅毗勇猜”最為難懂。
古人讀到這首詩，也不見得比今人更容易理解。因此五代成書的《玉溪編事》對這句做了註解：“波羅，虎也；毗勇，野馬也。”這兩種叫法均是南詔本地的語言，“毗勇”二字在當時的發音和今天普通話中的發音差別不大。而今天雲南地區大理白語和涼山彝語中的“馬”的發音都和普通話中的“馬”音類似。可見在雲南本地，從唐朝到現在語言系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現在中國西南地區的語言中，找不到“馬”的讀音和“毗勇”類似的語言。
鄭子寧在泰國找到了與“毗勇”發音最為接近的一種語言——姆畢語。姆畢語是個只有不到1000人會說的瀕危語言，分佈在泰國北部難府和帕府的兩座相對封閉的村莊。據姆畢人對祖先的記憶，他們大約250年前從中國雲南西雙版納的勐臘縣經過寮國遷至泰國。根據一些20世紀中期的移民說法，勐臘可能至今仍有說姆畢語的居民，居住在勐臘城周圍山區的某座村莊。在這種語言中，馬的發音和“毗勇”在唐朝時的讀音比較接近。
不過，姆畢人和當年南詔的關係目前還不是很清楚。歷史變遷對語言流變會產生深刻影響，反過來或許可以從語言線索中推斷一些歷史史實，鄭子寧舉例的另一條關於馬的語言線索也是如此。
1692年，著名數學家萊布尼茨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一個有趣的小發現，即德語中“mhre”和漢語“馬”非常相似。需要解釋的是，萊布尼茨不僅是數學家，對物理學、心理學以及語言學也都有著強烈的興趣。萊布尼茨還從曾經給康熙皇帝講授幾何知識的法國傳教士白晉那裡獲知，滿語“馬”的讀音是“morin”，他認為滿語morin很可能也是一個相關詞。在蒙古語和遼代契丹語中，“馬”均是mori。類似的詞彙還出現在日本和朝鮮半島，這兩種語言中的發音也與漢語的“馬”相似。這些詞彙高度相似，不太可能是純粹的巧合。
遺憾的是，語言學界今天對這個問題的認知沒有比萊布尼茨前進更多。這些讀音高度近似的詞到底誰傳給誰，路徑如何，順序如何，暫時仍難以破解。
作者：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