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詩人、詩歌評論家、學者，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鄭敏因病於2022年1月3日7時在北京逝世。鄭敏是九葉詩派最後一位詩人，享年102歲。

以下系著名詩人林莽在2005年左右寫下的文章，介紹了他心目中的鄭敏先生。

年輕時的鄭敏（圖據詩刊社）

蔚藍的遠山與金黃的稻束

——我認識的鄭敏先生

◎林莽

與鄭敏先生相識於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初，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那是《九葉集》剛剛出版不久，也是朦朧詩初涉詩壇的日子。中國詩歌在這近三十年裡，經歷了自新詩誕生以來的再一次高潮與回落。在這近三十年裡，我與鄭敏先生有過很多的交往，作為詩壇的晚輩，我從鄭敏先生的詩歌與詩歌論述中學習到了許多的東西。鄭敏先生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和不斷地創新精神，在進行詩歌寫作的同時，她還是一位卓有成績的詩歌理論家。凡是關注中國新詩發展的人，都不會忽視鄭敏先生所做的一切，她無疑是我們新詩發展史上應該特別關注的一位詩人和批評家。

鄭先生的新房與舊居

鄭敏先生在清華大學西門內的17公寓，一層的一個單元房裡居住了許多年。那是一片（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寓樓，暗紅色的樓群掩映在樹木的綠蔭裡，並不整齊的籬笆圍起的一片小小的花園，種了灌木、玫瑰和一些其他的花草。鄭先生將陽臺封起來做她平時看書的地方，這片屬於她的小天地，就在小小花園之中，抬頭就可以看到自己種的花草和濃蔭的樹木。這些年，鄭先生在那裡不知有過多少關於詩歌的創作與構想。

我記憶最深的是鄭先生小花園裡早春的二月蘭，小小的嫩綠的葉子，鋪滿了地表的樸素的淡藍色的花朵，有些悄悄地溢位了籬笆，向人行道上蔓延，它們在早春的風中不停地搖曳。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春天，在中國的大地上，知識和文化剛剛開始有了新的生機，在大學的校園裡，小小的二月蘭，彷彿是一種象徵，一種讓人欣喜的象徵，它們開滿了鄭先生的花園，開滿了屋前和樓後。

我記得那次，北島、芒克、江河、多多、顧城、楊煉、一平、嚴力、小青等，我們一行十幾個人騎著腳踏車湧到鄭先生家裡，時值春天，二月蘭開得正豔，它們有如我們的心情，渴望春風，渴望知識與文化的薰陶。

鄭敏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學識淵博，心靈敏銳，語言犀利的人。她熱情而周到地接待了我們，全然不是一個師長而是一個詩人朋友的心態，讓我記憶猶新。

在鄭先生的家裡，我們談西南聯大的詩人們，談以往的詩歌與新詩潮的湧動，談詩歌的變化與發展。那時，鄭先生的女兒，詩人童蔚還在讀高中，她為我們朗誦她自己喜歡的詩歌，那時的詩歌正在以新的形態，悄悄地溢滿每一顆年輕人的心。

後來，我曾多次拜訪過鄭敏先生在清華的家，在她家裡，我們開過她為紀念詩友唐湜而創作的《詩人與死》的專題讀詩會；我們還有過一次關於詩歌狀態的對話，那是在《詩探索》召開的“後新詩潮研討會”之後，在那次會上，鄭先生髮表了自己對當前詩歌的一些看法，我們就在那次會議後，進行了一次長談。後來，鄭先生請她的博士生整理了錄音，分兩次發表在了河北的詩歌刊物《詩神》上。當然，還有許多次的看望。記得，女兒在清華上大一時，我還特意帶她拜見了鄭敏先生，希望她能從鄭先生身上獲得一些做學問的靈氣。

鄭先生那間不大的客廳和陽臺改造的書房，與她的氣質是和諧的，在簡樸中有一種沉穩的書卷氣。陽光透過高大的喬木，門前的花園隨著四季變換著容顏。而鄭敏先生始終在為詩歌興衰而努力著。

2002年，鄭先生的家搬到了位於圓明園東邊的清華園荷清苑小區，離開了熟悉的老房子，家變大了，陽光直直地照進了屋子裡，二樓的視野因為沒有樹木的遮擋變得更開闊了。我們去看望她，都說房子好，但鄭先生卻說不適應這裡的環境，樹都是新的，禿光光的沒有綠色。在她變大的客廳裡，還有我們熟悉的那些傢俱、書和畫，和她的主人一樣，它們與新房子還沒有融為一體。在我的認識裡，鄭先生更喜歡和自然靠得近些，一個詩人的心中是不能沒有綠色的。

一個詩人的兩次不同的迴歸

鄭敏先生應該說是大半個北京人，因為她生活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北京的。她的祖籍是福建閩侯，父親留學法國，回國後在河南一座煤礦任工程師。她童年的保姆是個北京人，（上世紀）二十年代貧困的礦區和年近半百的保姆向她講述的有關京城的生活，都給她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影響。

她十歲隨母親回北京上小學，她只記得家在北大紅樓南邊的騎河樓一帶，家門前有一棵很大的老槐樹。那年，日本的學者秋吉久紀夫為了翻譯鄭先生的詩集，特意邀請社科院詩歌史料專家劉福春同到舊地尋訪，他們確實找到了一棵很大的槐樹，但不知它是不是鄭敏先生記憶中的那棵樹。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父親離開了河南的煤礦，全家遷居南京，她考入江蘇省立女子一中上初中。抗戰時期鄭敏先生到了重慶，入沙坪壩南浦中學學習。

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外國文學系，後轉入哲學系攻讀西方古典哲學。在這兒，她結識了教她德文課的詩人馮至先生，馮先生對她的詩歌寫作給予了很多的指點和鼓勵。她的作品開始在一些報刊上發表。

1947年，巴金先生讓她整理自己的詩作，後來這些作品以《詩集1942-1947》為名，收錄到了巴金編輯的文學叢刊第十輯。1949年唐湜在《鄭敏的靜夜裡的祈禱》一文中談到鄭敏的詩及其風格時說：“鄭敏的詩彷彿是朵開放在暴風雨前的一刻歷史性的平靜裡的時間之花，時時在微笑裡傾聽那在她心頭流過的思想的音樂，時時任自己的生命化入於一幅畫面，一個雕像，或一個意象。讓思想流湧出一個個圖案，一種默思的象徵，一種觀念的辯證法，豐富、跳蕩，卻又顯現了一種玄秘的靜凝。”她是一個“用清明的數學家的理智來寫詩的詩人……在她的詩中，思想的脈絡與感情的肌肉常能很自然和諧地相互應和……她雖常不自覺地沉潛於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蕭然物外的觀賞態度，那種哲人的感喟卻常躍然而出，歌頌著至高的理性。”

1948年鄭敏先生遠渡重洋到美國留學。她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布朗大學攻讀外國文學。1950年轉入伊利諾州立大學讀研究院，1953年完成英國文學碩士論文，獲布朗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1955年，她同在美國學自動原理的丈夫童詩白先生一同回到了離別了多年的祖國。先到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部工作。1960年調到北京師範大學教書。

1979年，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陳敬容等為編輯《九葉集》找到她，這些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在當時的上海、北平、天津頗有影響的文藝刊物《詩創造》《中國新詩》《文學雜誌》《大公報·星期文藝》《益世報·文學週刊》和《文匯報·筆會》同時發表詩歌作品，情趣相投，詩風相近的詩人，才有了平生第一次的相聚。這次聚會後，有了近二十年中國詩壇最重要的詩集《九葉集》的出版，它給（上世紀）八十年代新詩潮的湧起，注入了極大的推動力。

在停筆二十年的這次聚會之後，鄭敏先生以一首《詩啊，我又找到了你》迴歸了久別的詩壇，並一發而不可收。

鄭敏先生很少談起這些往事，無論是在電話裡還是偶爾的聚會中，她總是在談自己最關心的那些詩歌的問題。談到關於九葉的詩人群體，她很認真地糾正人們將他們九位詩人稱之為一個流派。我很理解她的用心，現在許多的青年詩人急於自我命名，忘記了流派是應該由共同的組織、共同的詩學綱領、代表性作品和代表性的詩人構成的。《九葉集》的詩人們許多出自西南聯大，他們無疑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一批最優秀的青年詩人，他們各有自己對詩歌的貢獻，他們只是一批優秀詩人的集合，但的確不是一個詩歌流派。

研究與創作同時兼備的詩歌大家

在一首題為《寫給‘九葉集’的老師們》的詩中，我這樣寫到：“有一束思想/穿越歷史/漫長的已不是時間/而是我們的期待//群鳥遠涉重洋/從一種文字化作今天的花香飄散/這時我看見/你們推開一扇窗子/目光寧靜/使人想起秋天收穫日的田野/思想也蜿蜒流過/犁開凍土的荒原/把綠色呈現出來……”這是我剛剛讀完《九葉集》時寫下的一首很不成熟的模仿之作，其中很多句子是出自鄭敏先生的《金黃的稻束》。

《九葉集》是一本對我影響很大的詩集，記得當時我買了幾本送給周圍的詩人和詩歌愛好者。其中鄭敏先生的詩給了我很多的教益。

1983年，我在雜誌上讀到鄭先生有關詩歌內在結構的文章，特意到她家裡請教，她送給了一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美詩歌戲劇研究》，這本書這些年一直伴隨著我，因為經常翻閱，它藍綠色的封面已經有些破損了。

我讀過鄭敏先生的許多篇文章和詩，八十歲的高齡依舊筆耕不綴，每年都有很有價值的理論和詩歌呈現給詩壇。到現在為止鄭先生已出版了詩集多種，還發表了許多的詩歌理論文章。她一直關心著中國新詩的發展，因為年齡的原因，她已經很少出門，我們經常在電話裡討論詩歌的問題與現狀。有時候她聽到一些人對她看法的議論，就非常認真地和我討論，我時常勸她不要在乎人們說些什麼，建議她有什麼想法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寫。但她對任何一個會議和詩壇上的風吹草動都很關注，有時因為她批評的尖銳，引得一些人不高興，對青年詩人的作品也同樣是十分嚴肅的，因為她關心的是中國新詩的發展。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的一次關於新詩有沒有傳統的論爭。那是源於一次鄭先生和吳思敬教授的談話，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談了對中國新詩的看法，鄭先生認為中國新詩歷史很短，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我們的新詩還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傳統。但鄭先生一片苦心，卻被一些人批評為否定中國新詩幾十年的成就。許多隻關心自己的人，許多沒有藝術大視野的人是無法理解鄭敏先生的胸懷與抱負的。

在中國的新詩界，我們的確需要多一些像鄭敏先生這樣的詩人和批評家。她總讓我感到，她就是中國新詩壇上的一束金黃的稻束，在“秋天的田裡低首沉思/靜默。靜默。歷史也不過是/腳下一條流去的小河”。她的心中永遠有滿月的清輝和蔚藍的遠山。

紅星新聞記者 曾琦

編輯 李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