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性情寬厚，不事奢華，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包拯、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和蘇東坡都是出自那個時代。

少年司馬光“砸缸救友”一石震動京洛，成為了當時頗有名氣的小童星。如果說司馬光砸缸反映出他不拘泥於形式和經驗的“智”，那麼，他賣馬的典故則反映出他的“誠”。由於幼年時父親的言傳聲教，司馬光的誠實為世人所稱頌，清人陳宏謀說：“司馬光一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後人對司馬光蓋棺論定之語，也是一個“誠”字。司馬光要賣一匹馬，這匹馬毛色純正，身材高大，性情溫順，看起來很有精神。司馬光對管家說：“這匹馬夏季有肺病，賣馬時一定要告訴買主。”管家不以為然：“我們賣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說出來？”司馬光對管家說：“錢是小事，名聲事大。做人必須要講誠信，如果貪小利而失誠信，損失之大將無法估量。”

司馬光為人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於君王、取信於人，又恭敬、節儉、正直、誠實、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歷史上，於孔孟之後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

司馬光曾多次建議朝廷切實採取一些利民措施，並且反對宮中宴飲和賞賜之風，主張朝廷勤儉節約，但是他的諫言並沒有被採納，仁宗死後，英宗將仁宗價值百餘萬的遺物賞賜群臣，司馬光把自己獲得的近千緡賞賜交給諫院作為公費。就是這樣一個謙謙君子，為何後來被稱為反對變革的保守派？

神宗繼位後，雄心勃勃，立志要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便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變法自熙寧二年開始，至元豐八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稱熙寧變法。

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司馬光和王安石這兩個好朋友因政見不同，在一些問題上進行激烈的爭辯，有時在朝堂之上也能吵得面紅耳赤。

反對王安石變法，並不是因為司馬光“因循守舊”，其實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也並不是一概反對，尤其當變法還未顯露明顯弊病時，他並未公開持反對意見。甚至有人要彈劾王安石時，他還進行勸解和說服。直到王安石頒發“青苗法”，司馬光才表示不同意見，他認為縣官靠權柄放錢收息，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現了強烈不滿。

何謂青苗法？新法規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這樣做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民間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但是由於強制農民借貸，利息偏高，農民負擔依然沉重。

除了青苗法，免役法和保馬法等新法也都不同程度的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均輸法利用國家行政權力強制進行收購、運銷，以此手段來積累國家財富，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導致國富民貧。免役錢則激起群情洶洶、民心不穩，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爭。而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多起自斷手腕的自殘行為。就連民生大計的農田水利法，也因為興修水利數量逐漸成為官員政績考核標準，而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強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負擔。新法甚至引發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

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所謂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不是改革與反對改革之爭，而是改革方法與可行性之爭。“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宋哲宗即位之後，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

王安石變法之所以以失敗告終，根本的原因不是以司馬光為代表保守派的反對，而是變法方向性的錯誤，新政以“斂財”為目的，實現增加政府收入，富國而不是富民。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這種利益的重新分配，幾乎把整個社會各階級、階層都作為“取財”的物件，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形成“急政”、“苛政”，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得不到民眾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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