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在邊地甘肅爆發了蘇四十三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軍包圍了省城蘭州。乾隆立即命大學士阿桂和戶部尚書和珅為欽差大臣，前往甘肅增援。
就在他倆動身前後，發生了三件怪事。
第一件，乾隆帝因陝甘總督勒爾謹用兵不利，將其革職，調雲貴總督李侍堯取而代之。一換人，卻驚動了甘肅布政使王廷贊，他為了免於牽連，主動提出，願意捐出歷年積攢的俸祿四萬兩銀子，資助軍餉。這一舉動，反倒讓乾隆帝起了疑心。
清朝的布政使，相當於分管財政的副省長，年薪七八千兩，相當於今天的一百五十萬元，看起來真不少。不過，王廷贊才當了四年布政使，就算不吃不喝，也只能攢三萬兩銀子。怎麼可能一下子掏出四萬兩銀子呢？
第二件，乾隆想起自己在四十二年（1777年）南巡時，浙江巡撫王亶望為取悅皇帝，添建房屋，張燈結綵，奢侈異常，花費甚巨。乾隆帝看到這些，覺得有些過分。而王亶望被嚇著了，生怕龍顏不悅。於是，他做出了一個“將功補過”的驚人決定：奏請捐出五十萬兩銀子，用於修建海塘工程。王亶望來浙江之前也是甘肅布政使，正是王廷讚的前任。五十萬兩銀子，購買力相當於今天的一億元人民幣，是布政使六十多年合法收入的總和！乾隆帝現在突然想到：甘肅不是個窮省嗎？怎麼這些布政使個個都腰纏萬貫啊？
第三件，和珅前往甘肅途中，密奏道：“一入甘境，即遇陰雨。”阿桂進了甘肅，也奏報說當地“雨勢連綿滂沛，且至數日之久”。連綿不絕的雨下得很大，大到士兵們沒法挖掘戰壕、修建工事。照阿桂、和珅的說法，甘肅今年雨水充足。但前不久甘肅的官員還奏報當地鬧旱災，希望朝廷繼續救濟。乾隆帝納悶了，到底該信誰的呢？
他寫下這樣一段硃批：何以從前俱以雨少被旱為詞，豈有今年甘省雨獨多之理？意思是說，以前都說甘肅雨少乾旱，唯獨今年雨量很大，哪有這樣的道理？照理說，阿桂、和珅是去辦軍務的，沒必要說假話；那麼扯謊的只可能是甘肅官員了。那麼，他們為什麼要編瞎話呢？
官員不差錢，謊報天氣，這些怪事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秘密呢？乾隆帝覺得，三件看似不相干的事，背後肯定有某種聯絡。
說來話長。明清兩朝，國家最高學府是“國子監”。在國子監讀書的學生，稱為“監生”。只要當上了監生，就相當於一隻腳踏進了官場。在當時，這是科舉考試之外的另一條做官捷徑。所以許多人都想當“監生”。怎樣才能成為監生呢？在清代，無外乎四種途徑，一是考試錄用，二是皇帝特許，三是高官子弟免試，四是捐資換取。那些考試不靈、“拼爹”不靈、沾不上皇恩的人，要想成為監生，就得捐錢捐物，就是“捐監”。
說到“捐”這個字眼，人們很容易聯想到“捐官”，也就是花錢買官。這不是個好現象。但在清代，“捐監”的確是個司空見慣的政策，跟考試相比，捐監不算“正途”，壞處很明顯，包括三方面：
一是不講公平。“捐監”就是花錢買文憑，破壞了科舉考試的正常競爭秩序，對十年寒窗的讀書人來說是不公平的。二是不懷好意。“捐監”之人，有很多是不學無術之輩。他們抱著投機心理當上監生，謀得官職，再加倍搜刮。三是一旦管理不善，就會滋生腐敗。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陝甘總督勒爾謹奏報說，甘肅地瘠民貧，存糧虧空；近年來糧食豐收，糧價下跌。他建議恢復捐監政策。乾隆帝同意了，但要求只收糧食，不能折成現銀。
捐監事關全省財政、民政，因而這項工作就落到了時任布政使王亶望身上。王亶望是江蘇巡撫王師之子，算高官之後。混跡官場幾十年，從一介知縣做到浙江布政使，既靠“拼爹”和小聰明，更靠行賄送禮、巴結上級。王亶望是山西臨汾人，繼承了晉商傳統，督辦浙江海塘工程期間，賬目算得很精。乾隆帝或許看重這一點，把他調到甘肅，主持捐監事務，希望他能把事辦好。到了甘肅，王亶望發現，這裡雖然窮，但天高皇帝遠。捐監事務漏洞多，從中牟利並不難。抱著“有錢不賺，過時不候”的心態，他做了三件事：
一是收權。捐監大權從各州縣收歸省城蘭州。
二是折色。徵收糧食，叫作“本色”；折成銀兩，就稱為“折色”。每個監生明碼標價—六十兩銀子，相當於今天的一萬兩千元。
三是謊報。王亶望向朝廷謊報旱災連年，騙取朝廷下撥捐監名額；謊稱徵收的糧食太多，原有糧庫不夠，要求朝廷撥款建新糧庫。其實，新糧庫根本沒修，撥款全都落到了王亶望等人的腰包。蔣全迪是安徽歙縣人，有點徽商精於算計的特質。他給王亶望出了個主意：監生名額的分配，主要根據各州縣災情輕重。災情雖然可由州縣官自行填報，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但最終要以省裡的認定為準，其實就是王亶望和蔣全迪大筆一揮。而這倆人認定災情，全憑個人好惡。如果喜歡你，就把你縣的災情定得重一些，這樣就會撥給更多的捐監指標，讓你獲得更多牟利機會。所以，州縣官都得向他倆巴結送禮。
然而，想給這倆人送禮，不是件容易事。當時甘肅官場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一千見面，兩千便飯，三千射箭。
為了把禮金送到位，許多州縣官都派出了“坐省長隨”。這是一種新興職業，就是州縣官派出貼身隨員，常駐蘭州充當聯絡員，專門負責拉關係、交朋友、打探訊息，甚至偷偷送禮。必要時，就把禮金裝在酒罈或菜筐裡，用泥巴封好，由這些“坐省長隨”直接送進去。一個以捐監為名上下勾結、相互利用的利益鏈條，就這樣形成了。官員們得到的是真金白銀，朝廷得到的只是一紙謊報。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撫。63歲的寧夏道道員王廷贊出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只是小吏出身，充其量算是“屌絲”。但他工作勤謹，才幹突出，很快就脫穎而出，在甘肅官場摸爬滾打三十多年。
王廷贊曾經是個好官。平反冤獄，興修水利，修建書院，政績卓著，得到了同僚的誇讚和朝廷的嘉獎。可是，自從當上了布政使，或許對捐監的利益早已垂涎，或許想趁退休之前撈一筆。總之，王廷贊變了，變得貪婪了。當上了布政使後，王廷贊不僅繼續“折色徵收”，而且繼續杜撰災情，騙取捐監名額和賑災糧款。他還謊稱各地收糧，需要給運費，騙取戶部報銷。其實，運費根本不存在，報銷的銀兩都被他中飽私囊。
他們這麼做，難道省裡就沒人敢管嗎？勒爾謹作為王亶望和王廷讚的上司，深知捐監背後的利益。對於這倆人的作為，基本視而不見，充當了保護傘。這樣一來，兩位布政使前後相繼，有恃無恐。甘肅全省大小官員，懾於權威，噤若寒蟬。甘肅按察使福寧主管全省監察工作，跟王亶望平級，竟然這樣說：通省如此，我一人亦斷不能從中梗阻。意思是說，全省都這樣，我一人也不好阻撓。於是睜一眼眼閉一隻眼，甚至參與分肥。
王亶望和王廷贊倒是擺出一副有錢大家賺的姿態，拉全省官員下水。州縣官們見上司拉攏，便爭先恐後，投奔孝敬，串通一氣，嘴巴緊閉，行賄受賄，包庇下屬，營私舞弊，參與分贓。全省官場已經爛透。
八年間，甘肅省總共捐出了二十七萬多個監生名額，納入官倉的糧食應該有一千兩百萬石。但實際上，糧食一顆也沒有，銀子卻收了一千六百萬兩，相當於今天的三十二億元，涉案金額之高可見一斑。
俗話說，紙包不住火。面對開篇提到的怪事，乾隆帝想來想去，除了貪腐，別無他途。於是他斷言：甘肅捐監，肯定有私自徵收銀兩，將多餘銀兩中飽私囊的情況。很快，阿桂和李侍堯也把暗訪到的真相奏報上來，印證了乾隆的判斷：倉庫裡沒有監糧，歷年來收的都是銀兩。乾隆帝終於明白：甘肅省地方官借捐監為名，年年謊報旱災，冒領賑災糧款和捐監名額！這場驚天騙局竟瞞了八年。乾隆帝非常生氣，決心“一查到底”。
第一步行動是抓捕勒爾謹，拆除捐監弊案的保護傘。勒爾謹很快就招供，承認甘肅捐監確實只收銀兩，而且直接交給蘭州府。第二步行動是就地抓捕王亶望、王廷贊和福寧。這三人很快就束手就擒。面對訊問，王亶望百般推脫，王廷贊避重就輕，倒是福寧為人老實，和盤托出案情。
第三步行動是查抄家產。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王亶望的家產出奇的殷實，到了什麼程度呢？他名下的金銀、珠寶、字畫，加上在臨汾的各類房屋一〇八所、土地一〇九五畝，以及高利貸和房租收入，價值高達三百萬兩，相當於今天的六億元，遠超合法所得，堪稱天文數字！
隨著審問的深入，涉案官員越來越多，達到一百零四人。《大清律》規定，貪汙一千兩就處死。阿桂和李侍堯據此圈定了一份六十六人的殺頭名單。太平盛世裡一下子殺掉這麼多官員，朝廷的臉面何在？想到這兒，乾隆帝心軟了，不再堅持“一查到底”，而是改為“法外施恩”。生死線定在了貪汙兩萬兩。這樣，殺頭的人數減少到了三十人，其中省級高官四人。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初二日清晨，其中十九人被押到蘭州街市，當眾斬首。人頭滾滾，血流成河。王亶望、蔣全迪被砍頭抄家，王廷贊被絞死，勒爾謹被賜自盡。維持八年的甘肅捐監事例，至此叫停。
剩下的七十四人貪汙不滿兩萬兩，雖然暫時保住了性命，但頂戴沒了，自由沒了，一頓胖揍，發配邊疆。他們當中的二十八人，後來還是被殺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