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跟戰國區別還是挺大的，能在春秋稱霸、並不意味著能在戰國稱雄。像越國這種本來就很有水分的“霸主”，在戰國連一個回合都撐不下去也就不奇怪了。

所謂的春秋霸主，並不是我們想象中唯我獨尊、具備橫掃天下實力的超級強國。起初，所謂的“霸”，能夠替周天子行使部分職能：對北反擊遊牧部落的侵略，即所謂的“攘夷”；對南對抗咄咄逼人的楚國，維護周王室分封制度的尊嚴。對內，諸侯國之間起了爭執、衝突，可以尋求霸主的仲裁、調節；參與尊奉霸主的諸侯國，一旦國內出現試圖威脅君權的亂臣賊子，也能享受到霸主帶人幫助平叛的待遇。

因此，起初齊、晉稱霸的過程，其實也伴隨著華夏文明的不斷擴張、傳播；以至於到了春秋中後期，起先被視為“蠻夷”的南方楚、吳、越等國，也逐漸加入到這個程序中，希望以成為霸主這種形式、獲得華夏文明圈傳統諸侯的認可。

因此，能夠成為霸主的，並不單單依仗武力，還得能代表當時華夏農耕文明的最高水準，能夠以信義、以德服人。

而吳、越的崛起，則是抓住了權力空檔期的成果。到了春秋晚期，經過持續數百年的對抗與博弈，曾經強盛無比、綜合實力遙遙領先一眾諸侯的齊、晉、楚等大國都面臨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不可避免地進入了衰落期。原本在史書中幾乎沒什麼記載、遠離中原文明的吳、越兩國開始嶄露頭角。

晉、楚爭霸後期，為了緩解自身壓力，晉國採取了“聯吳制楚”的策略，扶持吳國發展、以其分散楚國的精力。抓住這個歷史風口，吳國強勢實現了軍事崛起，甚至創下了攻佔郢都的輝煌戰績。

在成功躋身列強後，吳國就對霸主之位發起了衝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吳王夫差甚至在擊敗越國後、放了殺父仇人勾踐一馬，其一是為了向各國展示自己“點到即止”、重公義輕私仇的高尚品德，其二也是為了抽身往北、集中精力問鼎中原。

但這一戰略目標遠遠超過了吳國的硬實力。作為東南小國，當時的吳國的經濟、政治、文化水平都遠遠無法與中原列強相比，它雖然一度勢頭兇猛，一是以舉全國之力發展軍事為代價，二是抓住了中原列強內部問題不斷的契機。

到了公元前482年，夫差趁著齊景公死後政治動盪的機會，兩次出兵伐齊均獲得成功，隨後在齊地黃池大會諸侯，距離霸主之位僅有一步之遙。

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些年吳國集中精力北上，其實背後有越國蓄意鼓動的功勞。越王勾踐曾經差點命喪會稽山、正以俯首稱臣為代價臥薪嚐膽，他明白，鼓勵夫差的稱霸野心，既能消耗吳國本就可憐的國力，還能轉移夫差的視線、為越國的發展爭取機會。因此，他一邊猛拍夫差的彩虹屁，出人出錢幫其爭霸；同時還暗中聯絡中原諸侯，以期最大程度地孤立吳國。

直到黃池會盟期間，越國突然從背後發動了襲擊。正與晉國爭當霸主的夫差底氣不足，只能將霸主之名拱手相讓，扭頭專心對付勾踐。

然而，此時的吳國在外交、國力方面都大受削弱，而越國已然強大起來，經過勾踐近十年的持續攻擊，吳國徹底滅亡、夫差羞愧自盡而死。

雖然被稱為春秋最後一位霸主，但越王勾踐的崛起，其實比吳國更加“投機”，若不是成功利用了夫差的雄心壯志，以越國的實力很難有報仇雪恨的機會。

對此，勾踐也心知肚明，因此他與夫差反其道而行：他對外採取低調而柔和的政策，主動向周王室納貢、換取官方的認可；他還將吳國從別國奪走的土地歸還，以此獲取對方的支援；對內則積極清理內政，穩定統治，避免重蹈吳國的覆轍。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歷史進入了戰國時代。與春秋時不同，此時的列強不再以稱霸這種虛名為奮鬥目標，取而代之的是你死我活的吞併；戰爭也不再是點到即止、體現霸權，而是本著消耗對方有生力量的原始目標。為此，各國紛紛推動了富國強兵、加強集權的改革，為了適應新時代的殘酷搏殺積極準備。

但此時的越國卻彷彿從史書中消失了百餘年，這隻能證明，相對於其他列強，它並沒有什麼與時俱進的改革舉措，不值得史書一提。

直到公元前334年，時任越王無疆也許想重振雄風，決定像當初的夫差那樣主動找齊國下手。但他並不明白麵對的齊國有多強大——七年前，齊國在馬陵之戰徹底打崩了魏國主力，將戰國首個最強國拉下馬。此時，聽說越國想找自己的茬，齊威王甚至不想耗費什麼精力，僅僅派出使者，就憑藉三寸不爛之舌成功將禍水西引、說動無疆轉而攻打楚國。

宛如井底之蛙的越王，隨之遭到了降維式的打擊，楚軍不費吹灰之力就擊敗了他，並且勢如破竹發起反擊，越國瞬時土崩瓦解，王室貴族都爭搶著自立為王，還有的人自封國君，散居在海邊，向楚國俯首稱臣。

至此，越國形同滅亡，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曾經的春秋霸主，在戰國時竟然壓根撐不過一回合，兩個時代的區別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