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早收藏古物的當數南朝梁時的劉之遴，他15歲即被評為太學博士，平時喜文弄玉，好古愛奇。他曾在荊州收集古器幾百種，並將其中的四件獻於東宮。
劉之遴所收的古器第一種為“鏤銅鴟夷榼”，兩耳有銘文：“建平二年造”；
第二種為“金銀錯鏤古蹲”，上有銘文，為篆體。銘文曰：“秦容成侯謫楚之歲造”；
第三種為外國澡灌一口，有銘文：“元封二年龜茲國獻”；
第四種為古制澡盤一枚，銘曰：“初平二年造”。
劉之遴雖然收集了不少的古物名器，但並沒有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所以在當時的影響還微乎其微，只有到了宋代，當時的青銅器以及其它古物，受到統治者和文人的重視，他們不惜一切，大量蒐集這些實物資料，使古物價格不斷提高，由此引發了盜墓之風的長盛不衰。
宋太宗趙光義時期，有人盜掘了春秋時秦襄公冢，得到銅鼎一件，上有銘文：“天公遷洛，岐豐錫公，秦之幽宮，鼎藏於中”。銘文中年提到的“岐豐”就是現在的陝西周原一帶。漢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這裡（當時稱“美陽”）曾出土有著名的“尸臣”鼎。周原作為西周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地下留有比較豐富的文化遺存，因此，它經常被盜墓者作為主要的“襲擊”目標。
宋代最先收集古器者是仁宗嘉佑年間的劉敞（又名劉原父），他在長安作官時，聽說當地常出古簋、敦、鏡、尊等，所以平素很注意收集。經過數年努力，終於撰成《先秦古器記》一書。隨後，與劉敞關係密切的文學大師歐陽修（歐陽文忠），也在長年收集古物的基礎上，將所收墓誌、碑刻等整合《集古錄》一書。宋神宗元豐年間，文人李公麟因平日善畫好古，他開始根據平常所收的一些古物及所見所聞，將許多古器物繪製成圖，並加以註解，最後於哲宗元祜七年作成《考古圖》一書。全書共分為十卷，收商周至秦漢器224件。這些著述問世以後，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注意，同時也助長盜墓之風的不斷高漲。
宋徽宗時期，李朝儒為陝西轉運使，他在僻好古董的徽宗指使下，就曾興師動眾，派人赴鳳翔尋找商比干之墓，據說得到一隻銅盤，徑二尺有餘，有銘文16字。李朝儒親自押送開封，得到徽宗的歡心。為此，宋徽宗提拔他為節度使，賜覦京師。
徽宗政和年間，朝廷崇尚古器，一些文儒學士到處搜尋，而那些不法之徒也四處奔走，盜掘古墓。據南宋文學家葉夢德《石林避暑錄話》記載：當時商賈收購價，有的一件達到一千緡（一緡為一千文），由於有利可圖，眾多的人們為了尋找古墓，搜遍山澤，無所不至，普天之下被盜掘、販賣的古物不計其數。在這種情況下，有人便將這些收集來的古物開始作分類研究。王黼等奉敕所撰的《宣和博古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宋徽宗宣和年間，官府專放古物的宣和殿已達到“不復容物”的程度。
據蔡攸的《鐵圍山叢談》記載：宣和年間，宣和殿內所存古器已超過500件，（實為800件），當時人們都知道古董很值錢，有的一件可以賣到十萬，甚至上百萬錢。正因為如此，天下冢墓幾乎被盜掘殆盡。官府為了更多更快地收集古物，還將所收古董擺於政殿與迴廊，令百官縱覽千年古器之風采。書中還說，起初官府只收集一些三代（指夏、商、周）古器，秦漢時期的如果沒有特別之處，都一概不要。可到後來，除了本朝遺物外，其它古器一律收藏，待宣和一殿不復容物後，朝廷又建保和殿及穩古博古、尚古等閣，貯存古玉印璽；鼎彝禮器及書法繪畫等。
由於政府的放縱與支援，盜墓之風一直處於上升趨勢。瘋狂的盜掘使諸多的寶器紛紛落入文人雅士之手，研究古物的書籍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南宋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的《嘯堂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陳思的《寶刻叢編》、洪适的《隸釋》等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誕生的。
清朝時期的盜墓活動和宋元明時期相差不大，多是由文人學士們的好古之風而引發的。
這一時期全國各地出土的古物遠遠超過宋代，研究古器物的著作要較宋代為多。如梁詩正等編的《西清古鑑》、阮元撰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王昶撰的《金石萃編》、孫星衍、刑澍合撰的《金石索》、朱琰撰的《陶說》、李佐賢撰的《古泉匯》、吳式芬撰的《古錄金文》、吳式芬、陳介祺的《封泥考略》，孫冶讓的《古籀拾遺》、《契文舉例》，以及劉鶚的《鐵雲藏龜》等。這些著作中所錄的器物，絕大多數是從各地收集上來的，而其真正的來源卻是古代墓葬。
清時，盜賊主要以河南洛陽北邙山一帶，安陽殷墟，陝西關中等為主要目標，進行盜墓活動。河南洛陽自周起曾有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後梁、後唐等幾個朝代，先後在這裡建都或作為陪都。位於洛陽以北的邙山古稱郟山，又名平逢山，沿黃河南岸東西延亙一百多公里，山勢雄峻，環境優美，水深土厚。古人認為這裡宜於殯葬，因此，有不少帝王在此依邙山之陽，河澗之濱建造陵寢。
歷朝聚居在洛陽的達官顯貴，也多以此地為埋葬他們的“風水寶地”。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為了推行漢化政策，曾明確規定，拓跋貴族死後不能“歸葬代北”，必須埋葬在洛陽邙山。隋唐時期，一些官僚貴族死後也葬在這裡，唐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劉致柔死於嶺南（具體在今海南島），後其子“備嘗艱險”、“途經萬里”，將其移葬洛陽。對於洛陽北邙山上墓葬的密集程度，透過唐代詩人王建、自居易的“北邙山上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 “北邙冢墓高嵯峨”的詩句，以及洛陽民間“邙山無臥牛之地”、“生於蘇杭、葬於北邙”的諺語，我們即可一目瞭然。由此可見，盜賊將洛陽北邙作為主要目標，看來並非偶然。
清末以來，洛陽北邙山地區出土歷代志石頗多，其中北魏元氏墓誌，尤為學術界所重視，不少人爭相購置，竟有一石售價高達數百金者。當時，張鍅曾在此收集一千餘方墓誌。另外，端方、羅振玉、于右任、李根源、徐森玉等也都到過洛陽購尋墓誌。
當時的河南，除有人收購墓誌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人大量收購青銅器、唐三彩、甲骨等。一時之間，河南的盜墓活動氾濫成災，成千上萬的盜墓大軍分別撲向一座座高大巍峨的大冢，使洛陽、安陽一帶的大型墓葬無一免遭盜掘。
關中地區的盜墓者，多以關中西部的寶雞、鳳翔、岐山、扶風一帶周秦人活動區域以及西安附近漢唐文化中心為主要目標。自清末以來，周原地區經常出土一些青銅禮器等，這些器物有的是人們在取土過程中偶然所得，有的則是盜墓者盜掘所得。舉世聞名的“盂鼎”、“克鼎”、“毛公鼎”、“大豐簋”等就分別於清道光和光緒年間出土於陝西岐山、扶風一帶。西安周圍發現的漢唐墓葬，幾乎百分之九十都被盜掘。特別是一些身份等級比較高的墓葬，幾乎無一儲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