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籍學者金文京近期出版了新作《漢文與東亞世界》，本書日文原版為巖波新書之一種，是第9回角川財團學藝賞獲獎作品，同時也是中國大陸引進的第一本介紹漢文訓讀的學術普及著作，因而受到海內外眾多學者的關注。金文京有著獨特的身份，他在日本出生、生活，卻堅持拿韓國護照，儘管因此帶來不便，他也堅持自己的韓國國籍。身為在日韓國人，他卻專攻中國古典文學。他也關心張愛玲與金庸，曾將金庸小說譯為日文。在《漢文與東亞世界》這本書中，他便是從獨特的東亞全域性視角出發，試圖重新建立漢字文化圈的座標體系。
近日，巖波書店前總編輯馬場公彥、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曉峰、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吳光興、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四位來自學界的嘉賓相聚北京PAGEONE五道口店，共同解讀這本經典作品。
《漢文與東亞世界》，［韓］ 金文京著，新經典·琥珀 | 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10月。
“訓讀”與“筆談”：
東亞世界的漢文傳統
漢字不僅是中國的文字，還是整個中國文化的基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曾經是東亞唯一的文明光源。古代中國鄰近的國家、民族、地域，受到中國文化影響，借用漢字，讀漢字所寫的書，或者用漢字寫文章，這就叫“漢文”。很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國家和民族既然同文，就都屬於漢字文化圈，但實際上並不那麼簡單。
《漢文與東亞世界》的作者金文京在影片致辭中講解了一個叫作“訓讀”的概念。訓讀就是用自己的語言來讀漢字的意思。例如“山”這個漢字，日本人唸作“yama”，古代朝鮮人可能讀成“moe”。這就好比一個禁止吸菸的標誌，中國人看到這個標誌就把它讀作“禁止吸菸”，英美人則讀作“No Smoking”，大家都用自己的語言來解讀這個符號，這就是訓讀的原理。這樣一來，同樣是漢字的書，比如說《論語》，《論語》的字、文章都是一樣的，可是鄰國的發音、讀法都跟中國不一樣，他們寫的漢文也跟中國人寫的漢文有所不同。既然讀法、寫法、文章都不一樣，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鄰國以此發展出來的文化，甚至世界觀就都跟中國不一樣了。這是很多中國人恐怕不太熟悉的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歷史。
說到日本訓讀的文化傳統，巖波書店前總編輯馬場公彥解釋說，2010年前後日本教育界要減少漢文課，當時非常缺少能夠教學漢文的老師，而且日本逐漸換掉了閱讀漢文的所謂訓讀的文化傳統。隨著這種情況，日本的漢文學科有減少的趨勢。一方面當時東亞經濟合作的氣氛還比較濃烈，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又換掉亞洲之間溝通語言上的所謂訓讀的文化傳統，這恰恰也是《漢文與東亞世界》成書的背景。
透過訓讀的方法來引進文化的過程中，還會因為這種習慣而產生不同，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會發生誤會，馬場公彥說，中國經典還分為兩種，一個是可能透過訓讀引進的文獻和經典，比如《論語》、“二十四史”，日本非常尊重能透過訓讀來閱讀的中國經典。還有一種不可能透過訓讀來閱讀的，比如《三國演義》之類的通俗小說，白話的文獻不可能透過訓讀來閱讀。一般日本知識分子閱讀的是儒學經典和正史，口語類的東西他們是不學的。因此日本譯介的所謂東亞共同文化就是儒學，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容易被誤會為所有傳統的中國文化精華。
儘管訓讀的傳統，使得東亞國家使用漢字的寫法、讀法和用法都存在差異，但漢字的表意功能始終能在不同的東亞文化之間建立起橋樑。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曉峰於1995年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到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拜訪過金文京。劉曉峰說，金文京不僅是學問特別好，成長經歷也很特別。金文京本身是韓國人，精通朝鮮語，又在日本長大和工作，受到日本基礎教育，加上中文的基礎，所以他特別有資格寫這本書。其中有很多用漢字的人平時不知道的重要知識。
劉曉峰提及了書中的一個故事，當年日本人到中國來，他遇到一箇中國的和尚，那個中國和尚是講不出日文的，他們在紙上寫字，一寫字他們就表達得特別暢快。這種“無聲的對話”，或者說筆談的傳統，是東亞文明間交流的特色。劉曉峰說，中國唐代時期，東北有一個很大的國家叫大渤海，那個渤海國派遣使者到日本，日本則派最有文化的知識人接待。他們在一起幹什麼呢？他們寫漢詩，他們的對話全都是用漢字書寫的。這種透過用漢字書寫來傳達意思的方式體現在東亞國家的各個方面。
東亞國家的筆談文化一直持續到了19世紀。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補充道，19世紀後期，當現代外交進入到東亞世界的時候，當時大量的中日朝官員和學者還是用筆談的方式來進行談判和交涉。中朝之間的條約仍然由漢字書寫，其中漢語是最主要的文字。
活動現場，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重新思考現代化過程中的民族主義
參與討論的幾位嘉賓也認為，漢字共通的歷史對於我們重新理解民族主義的內涵和外延提供了更廣闊的視角。“我們是母語使用者，我們很多時候不會去想漢文化或者漢字文化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宋念申說，“所謂文化上的所有化，就是這個是‘我們’的。而這本書恰恰挑戰了‘我們’的這個概念，它告訴我們說漢字不僅僅是‘我們’的。怎樣重新定義‘我們’，‘我們’是不是僅僅用漢字來定義，這是一個問題。”
韓國曾經有三次去漢字化運動，但用官方政策褫奪文化的已有屬性是非自然的，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把韓國文化自身最重要的一部分抹去了。由於韓國19世紀之前的官方史料基本都以漢字書寫的，現在韓國學者研究朝鮮歷史還要重新學一門外語，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所有的民族主義都強調我們有一個本原，這個本原是最真實的、最本質的，後面所有加諸的其他外來的東西都是非本民族的。但其實，那個本原並不真的存在。”宋念申說。
明治維新的日本在脫亞入歐的過程中也曾想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馬場公彥說，這些日本知識分子儘管對儒家和道家的研究非常深遠，但他們主張日本國民思想當中主要的部分跟中國沒有關係，我們保護下來的是我們固有的民族文學和思想。日本江戶時代的國學化思想和明治維新的西學都想要重新改造東方的各種固有的文化。但是詭譎的是，日本近代以後的一部分民族主義者又主張迴歸中國的漢文文化。之前日本以擺脫漢文文化來與西方接軌，後來又透過迴歸漢文訓讀的世界來表達日本的民族主義。
《漢文與東亞世界》的作者金文京在寫作時也明顯感受到了傳統東亞文明面對現代化衝擊後帶來的困惑。金文京非常理解，那些曾經使用過漢字的國家進入現代化的某個階段時，力圖擺脫漢字影響的強烈衝動。他覺得遺憾，但是他沒有說你這樣做是錯的。宋念申說，這樣一種態度可能是更有利於我們這些曾經共享過一個文化價值和傳統的人坐下來、平心靜氣地交流，回溯我們自己的歷史，然後重新梳理和認識我們歷史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整理/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