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莊蹻入滇，中原與雲南有了一次大規模的接觸，中原軍隊踏上了雲南的地方。西漢武帝開夜郎道，雲南納入了中央的版圖。自西漢開始、經東漢、蜀漢、西晉、東晉和南朝宋齊梁的經營，雲南成為了帝國郡縣版圖之內。在這幾百年裡，雲南有了發展。南梁時代寧州刺史徐文盛對寧州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而自南梁侯景之亂開始，寧州刺史徐文盛率兵返回中原，雲南的統治就開始鬆弛。隋朝時代史萬歲一度武力清剿了爨氏，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到了唐朝時代，雲南仍然是紛爭不斷的狀態。唐太宗，玄宗時代，銳意於經略疆土，不能接受雲南成為化外之地，但因為眾多原因，一直難有突破性進展。玄宗時代開始採取支援親唐的部落以穩固西南，然後再視情況經略。在六詔之中，南詔一直比較親唐，雙方各取所需，所以唐朝一直比較支援南詔。在唐朝的支援下，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皮邏閣謀乘勝兼併五詔，張建成建議厚賂劍南節度使王昱，請求合六詔為一。王顯向朝廷代請，得唐玄宗允許。建立以洱海為基地的南詔國，詔主皮羅閣被封為雲南王。
那為什麼唐朝會支援南詔立國呢？
在唐代，吐蕃始終是唐朝的大患。而吐蕃與雲南接壤，所以對南詔的支援也是對抗吐蕃的重要一步。南詔的歸順初步達到了以南寧州為據點俯瞰安南、以洱海地區為據點西抗吐蕃的戰略構想，但是唐朝此舉所帶來的乖違其主觀意願的直接負面影響則是導致了西南邊疆南詔、爨氏兩大勢力並立爭雄的局面，反而給了吐蕃可乘之機。為此，唐朝不得不對南詔有所防範，對爨部實施戒備，於是就想呼叫其南部安南都護府的軍事力量介入雲南地區，增加唐朝在雲南的實力。
一直以來對於天寶戰爭的爆發，大多數都歸咎於楊國忠、張虔陀和鮮于仲通，確實，這些人處理問題上確有不當和操之過急之處，但即使沒有他們，南詔問題終究會要爆發的。
其實天寶戰爭爆發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南詔的日益做大而且已經不滿足於做唐帝國的附屬，而是希望謀求割據西南，實現與唐帝國和吐蕃三足鼎立的狂想，只不過皮邏閣、閣羅鳳的表面工作做的一直很好，給人一副被逼無奈的印象，而張虔陀等人又確實不斷作死。促使天寶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就是唐帝國經略西南的舉措，最重要的就是開步頭路和修築安寧城。天寶四年 （745），唐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開步頭 （元江）路，方於安寧築城，群蠻騷動，陷殺築城使者。唐玄宗詔命皮邏閣率兵前往討伐。當時南詔已意識到唐朝對其尚有防備之心，“築城收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而皮邏閣亦有將其勢力東擴至滇池區域的政治圖謀，因此將計就計趁機東進， 南詔乘虛佔領了西爨地。由此啟唐與南詔不諧之端。南詔的失控，西爨的失守，使唐朝的定邊戰略受挫，既失去其西部邊疆的一道屏障，也導致了其南部邊疆內外受敵的潛在危機。
關於天寶戰爭的經過，不必多說，這個大家都很清楚，唐朝損失慘重，南詔也不是完勝，畢竟和龐大的唐帝國比起來，南詔根本不算什麼，如果沒有安史之亂，唐朝即使靠著添油戰術，也能拖死南詔。南詔也十分清楚，雖然自己戰勝了唐帝國，但慘勝如敗，所以在求和不成的情況下，最終選擇了投靠吐蕃，與吐蕃聯盟，走向了與大唐帝國對抗的道路。天寶戰爭的失敗，使得唐帝國基本喪失了雲南之地。在天寶戰爭前，唐軍在雲南設立有姚州都督府，管轄雲南地區的所有部族和羈縻府州，姚州是帝國在雲南設立的唯一一個正州，在今雲南楚雄姚安縣。姚州駐軍六千人，而在姚州以北的重鎮是嶲州，即今天的四川西昌，地處川滇邊界地帶，而在嶲州都督府下的昆明軍（四川涼山州鹽源縣）也駐軍五千多人，這樣鎮守川滇一帶的唐軍主力就有一萬多人，如果加上附近軍鎮的戍守人員，可以達到一萬五千人左右，而且因為安寧城的開通，安南駐軍也可沿紅河北上，成都駐軍也可南下增援，這對南詔確實是一個威脅性的力量，是南北夾擊的態勢。簡單說，唐朝在雲南持進攻的態勢。而天寶戰爭的失敗，使得唐朝的戰略進攻態勢被改變，姚州都督府及所屬羈縻府州全部淪陷，軍隊被殲滅，雲南之地落入敵手，嶲州後被吐蕃攻佔，安南都護府和大渡河及黎雅二州暴露敵前。天寶戰爭後不久，安史之亂爆發，戰亂持續了八年，接著，代宗時代又有僕固懷恩之亂以及吐蕃大規模的入寇，加上河朔構亂，德宗即位後，又趕上了建中之亂，唐帝國從755-785這三十年裡確實是風雨飄搖啊，根本無暇西南。而在這三十年裡，吐蕃則是一路狂飆突進，唐玄宗時代好不容易才收復的青海河曲之地和西山保寧都護府之地再度淪陷，下來是隴右道淪陷，河西走廊又被掐斷，西域成為孤軍。而伴隨著吐蕃的狂飆突進，作為吐蕃小夥伴的南詔也在唐帝國西南方向有所斬獲。北取嶲州，西收尋傳、裸形諸蠻，並降標國，東置拓東城，佔據步頭，實力得到進一步擴張，大有與吐蕃、唐鼎足而立之勢，南詔甚至覺得無吐蕃之協助，已可獨立存在。但吐蕃對南詔的驅使也極為嚴重，南詔內部的反吐勢力走向壯大，開始醞釀重新與唐朝修好共同抗衡吐蕃。尤其是代宗大曆十四年，吐蕃南詔聯兵進攻劍南地帶，右神策都將李晟率神策軍四千人南下，金吾大將軍曲環率京西北藩鎮軍五千人南下，二人兩路夾擊，一路趨黎雅，一路殺向了大渡河，打破吐蕃南詔聯軍。
此戰吐蕃悔怒，南詔恐懼，雙方關係開始發生變化，吐蕃改封南詔國王為日東王，取消“兄弟之國”的地位，改為君臣關係。南詔對吐蕃的不滿已經很明顯了。德宗在河朔建中之亂解決後，李泌再度為相，針對吐蕃的威脅，李泌提出了北和回紇，西聯大食，南聯南詔共同抗擊吐蕃的戰略構想，南詔也有意為之。在西川節度使韋皋的具體實施下，南詔王異牟尋在貞元九年（793）重新與唐朝結盟，共同抗擊吐蕃，即點蒼山會盟。南詔與唐朝重新和好的這段時代內，雙方的友好只是戰略層面的修好，並沒有具體的大規模的共同作戰。
西川節度使韋皋的重點打擊物件也是以吐蕃為主，不過在南面，終於在唐德宗貞元十三年收復了嶲州，嶲州再度迴歸帝國懷抱，並在韋皋的努力經營下，再度成為“西抗西戎，南撫南蠻”的邊防重鎮。同時韋皋在黎雅二州也不斷加強防務建設，使之成為新的邊防重鎮。在德宗、憲宗時代，吐蕃接連遭受不斷的打擊，不僅對唐朝的進攻屢屢受挫，而且南詔也多次擊敗吐蕃，吐蕃已經過了輝煌的時代，走向了衰落。而從德宗時代到文宗太和三年（829）前的這近五十年裡，唐朝與南詔的關係總體上良好，沒有大的波瀾，是雙方歷史上少有的一段和平時光。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劍南節度使杜元穎不曉軍事，武備廢弛，且苛待士卒，導致士卒引南詔入寇，攻破成都外城，掠走數萬人。太和四年（830年），唐朝李德裕前來鎮守，蜀地遂安，《資治通鑑》：“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新唐書》：“明年，（南詔）上表請罪。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唐文宗准許南詔求和，立約互不相侵，又用李德裕為劍南節度使，整頓邊防，訓練士卒，防南詔再來攻掠。860年，安南引南詔兵乘虛攻破安南（今越南）交趾城，不久唐軍再次佔領安南。863年，南詔攻破交趾城，唐軍退守嶺南。866年，唐安南都護高駢大破南詔軍。髙駢率五千士兵渡江，在邕州打敗林邑兵，進攻南詔龍州屯，蠻酋逃走。酋龍派楊緝思助酋遷守安南，以範脆些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鹹通七年（866年）六月，髙駢到達交州，取得多次勝利，士兵作戰積極，殺死敵將張詮，李溠龍率萬人投降，髙駢攻破波風三壁。南詔楊緝思出戰失敗逃回，唐軍趁勢攻入城池，唐朝髙駢斬酋遷、脆些、諾眉，獻上首級三萬，平定安南。 869年，南詔軍開始進攻西川。875年，高駢率五千人渡江，到達南定，大破南詔軍，用繳獲南詔軍的物資來補給軍隊。監陳敕使韋仲宰率七千人至峰州，補充高駢的部隊，髙駢繼續進攻南詔，多次擊破之。髙駢又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眾，包圍交趾城。髙駢督勵將士攻城，於是攻破城池，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的朱道古，斬道三萬餘級，南詔餘部逃走。髙駢又擊破歸附南詔的土蠻二洞，殺死他們的酋長，土蠻帥眾歸附者達到萬七千人。顏慶復到達新都，南詔分兵去抵擋他。甲午，與顏慶復遭遇，顏慶復大破南詔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南詔步騎數萬到達，恰逢右武衛上將軍宋威指揮忠武二千人至，立即與諸軍會戰，南詔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甲兵服物遺棄於路……高駢到達成都，派步騎五千追擊南詔軍，至大渡河，殺獲甚眾，擒其酋長五十多人，押送回成都，斬之。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稱為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都處於南詔與西川之間的要地，各置兵數千鎮守，使南詔失去再戰的勇氣。 髙駢寫信給驃信，驃信非常恐懼，把他兒子作為人質送給唐朝，誓約不敢寇邊。
南詔長期與唐朝戰爭最後是南詔失敗，宋威、髙駢等率唐軍數次大破南詔軍。南詔“屢覆眾，國耗虛”，甚至到了徵十五歲以下的男子為兵、而讓婦女代替男子耕種的地步。 乾寧四年（897年），唐朝西川節度使王建說“南詔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認為南詔沒資格得到詔書。與唐朝作戰，南詔要依靠黎、雅間的劉王、郝王、楊王等淺蠻部族。王建嚴厲對待這些部族，南詔與這些部族不敢侵盜。後來這些部族首領洩露軍機，都被王建殺死。乾寧四年（897年），鄭買嗣指使楊登殺死南詔王隆舜。唐昭宗天覆二年（902年），漢人權臣鄭買嗣起兵殺死舜化貞及南詔王族八百餘人，滅亡南詔，建立大長和國。南詔與唐朝合戰不休的歷史也宣告結束。907年，朱溫稱帝建梁，唐朝滅亡。
從唐文宗太和三年到南詔唐朝相繼滅亡的這近七十年裡，是南詔對唐朝關係的最後一段，也是最不穩定的一段，雙方和戰不休，而且雙方和戰不休的關係都嚴重損耗了自身的實力。唐朝的邊防由此積弱，而不斷的戍邊戰亂，使得內部農民起義不斷，正所謂唐亡於黃巢，而禍實積於桂林。而積禍於桂林的原因則是與南詔的不斷戰爭有關。而對於南詔方面而言，不斷的戰爭損耗了自身實力，也使得內部矛盾加劇，最後導致權臣竊國。南詔在雙方不斷的戰亂反倒是給他人做了嫁衣。南詔在勸豐祐823年掌權後，就已經對帝國不恭，而且西川方面因為外患減弱也軍備鬆懈，也給了南詔可乘之機。面對南詔的不恭順，唐朝內部以苟且偷安為主。其實早在唐穆宗時代，以韋齊休等人為代表的妥協派就就主張放棄大渡河以南的嶲州，稱“若自黎州之南清溪關外盡斥棄之，疆場可以無虞，不然憂未艾也”。唐文宗在大和四年（830）直接下詔：“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此舉的目的無疑是要放棄嶲州。時人西川節度使的李德裕整治防務，沒有放棄嶲州，但將嶲州州治遷至更靠北且有險可據的臺登城，並付出失三縣、棄地數百里的沉重代價。李德裕的做法是為了透過利用韋皋時期所築的部分軍城和易守難攻的臺登城為屏障清溪關、大渡河的第一道防線，以保障清溪關、大渡河的安全。勸豐祐之子蒙世隆859即位後，南詔和唐朝的關係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表面上說是蒙世隆的名字沒有規避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諱，但實際上是南詔早已經不甘為唐之臣屬，即使是名義上的，執意要武力進攻，打出西南。860年，蒙世隆改元建極，改國號大禮，自稱皇帝。860年、863年兩次攻交州，869年再攻成都。蒙世隆的一系列進攻最終失敗，高駢成了這一時期帝國的救火隊員，南詔聽高駢之名即喪膽。高駢在川任內，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並大修成都羅城，自是蠻不復入寇。雖然南詔最後失敗了，但唐朝也快耗幹了，而且在邊界方面，這場戰爭讓嶲州是再度淪陷，這次是淪陷給了南詔。南詔的勢力範圍得以抵達大渡河，而唐朝基本喪失了大渡河以南的地帶，大渡河成了界河，五代和兩宋時代也一直延續了下來。此後直到南宋滅亡，大渡河以南一直成為化外之地，再未納入中央的版圖。
唐朝始終未能徹底解決南詔問題，原因在以下五點：
一是戰略重心和威脅程度不同。能給唐朝帶來真正亡國災難的異族政權先是突厥，後是吐蕃。突厥雄據北方，距離長安最近。所以唐朝早期，重點防禦物件就是突厥，歷經高祖、太宗、武后和玄宗時代歷次打擊，玄宗時代突厥問題已經解決。其次是吐蕃，吐蕃都城在今天的拉薩，距離長安較遠，但居高臨下，巔峰時代控制了整個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還有西域的大部分，並一度攻入了長安，是自突厥問題解決後唐帝國面臨的最大邊防威脅。不過在唐朝聯合其他勢力進行多方打擊下，唐德宗末期，吐蕃已經基本構不成對唐朝的致命威脅了。唐宣宗時代，吐蕃最終崩潰，河隴張議潮歸附，強盛一時的吐蕃也最終滅亡了。唐朝的核心區域首先是關內道，次之是龍興之地的河東道、中原的河南道和西部屏障的河西隴右道，而能夠對這些區域造成致命威脅的只有突厥和吐蕃，所以唐軍主力的部署都集中這幾個方向，在劍南道方向的兵力始終有限。正因為唐朝的注意力重心都集中於北方，所以唐朝對南詔的威脅關注度一直相對突厥和吐蕃要較小。而且突厥和吐蕃的威脅相繼而來，唐朝一直難有喘息之機，所以也一直無法認真思考和經營過西南。如果唐朝其他方向的邊患不那麼嚴重，那麼以唐朝的實力，解決個南詔不算什麼問題。無法有效的集中注意力於一方，是唐朝一直無法最終解決南詔的根本原因。
二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南詔地處雲貴高原，海拔雖然不及青藏高原，但也比較高，而且雲南之地地多瘴氣，加上高山河流的環繞，進兵十分的困難。以北方人為主的唐軍對雲南之地的天氣和環境十分的不適應，加上道路的阻隔，所以唐軍在雲南和川滇一帶的作戰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兵力多寡，甚至也不是將帥的問題，而在於後勤保障太難了。高原、崇山峻嶺、天氣原因，都成為唐軍和南詔的戰爭中很難克服的巨大障礙，嚴重限制了唐軍戰鬥力的發揮。吐蕃和南詔都對劍南構成嚴重威脅，但在劍南而言，南詔的威脅反而更大。從地理和氣候上講，吐蕃地處青藏高原嚴寒之地，其軍民多耐寒而畏暑熱，其越向東攻擊，會越不適應西川的氣候。而南詔地處雲南，雲南海拔雖高，但氣候和蜀中相似，同處於亞熱帶，其軍民對蜀中的氣候基本可以適應，沒多少障礙，所以南詔能三次攻入成都，還曾佔領過安南，蜀中就有“西戎尚可，南蠻殘我”的說法。
三是當地人群和後方的原因。南詔之地地處雲南，自西漢時代雲南進入版圖後，雖然歷朝歷代對當地都進行了一定的經營，但因為路途遙遠道路艱險，加上不在統治中心周圍，所以總體以安撫為主，漢族雖然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但總體而言人數仍然較少，雲南仍然以當地人員居多，而且當時開發程度仍然有限。唐軍作為一支漢族為主的軍隊進入雲南後，雖然可以打勝仗，但戰勝之後如何在蠻夷雜處的地帶站穩腳跟，是個問題。而且當地開發程度有限，軍需後勤一時是難以解決的。相反如果戰敗後，軍隊孤軍深入，面臨的後勤問題會更加嚴重。所以當時對於雲南確實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勝了有難處，敗了還有難處。要想穩定的經略雲南，四川和貴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當時四川和貴州還不具備這個實力。四川雖然富庶，但當時四川既要供應關中的帝國需要，又有對外獨自抗擊吐蕃，根本無力顧及雲南方向。貴州當時也還是實際上的土司狀態，內部還是漢夷雜處的態勢，只是比沒開發的地方稍微強些，也不可能為經略雲南提供穩定的後方。唐朝時代雖然還控制著與雲南鄰近的越南，即安南都護府，安南的開發雖然比貴州強些，但也僅僅侷限於某些地方，而且安南本身也是個蠻夷眾多的地方，也需要兵力鎮守，支援的作用極為有限。
四是唐朝統治集團內部的問題。對於突厥、吐蕃，唐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看法還算比較統一，而且突厥和吐蕃的威脅一直比較大，是有能力顛覆帝國的巨大威脅，所以看法總體上還算是一致的，只是具體時間和方法上有差異。而南詔對唐朝的威脅相對較小，構不成致命的威脅，所以帝國統治集團內部對南詔歷來意見不一。有主張積極經略開拓的，有主張苟且偷安的，也有主張慎重起見積極防禦的。總體上來說，太宗、玄宗是比較有進取心的皇帝，多主張積極進取，肅代時期因為內患較重，無暇顧及，德宗、憲宗時代傾向於修好，也進行提防。文宗以後因為帝國內部問題太多而且愈演愈烈，牛李黨爭加劇，宦官專權，河朔割據，農民起義不斷加上中原藩鎮也有不穩定趨向，對西南邊防就持苟且之勢。
五是中央對前線文武官員任命上的糾結。南詔之地地處邊陲，隸屬劍南道，當地漢夷雜處，民族眾多，非常難以治理。一些在內地不大的問題在邊地就成了大問題，一些在內地可能有所建樹的官員到了川滇一帶，未必能有所建樹，相反會因為文化、習性等眾多看起來雞毛蒜皮的小事兒就能引發大事。張虔陀、鮮于仲通、李宓這些天寶戰爭的重要人員，本身能力是有問題，如果放在內地，也沒什麼，但放在了邊陲，就鬧出了大事兒。南詔事務一直由劍南道具體辦理，西川節度使也一直帶雲南安撫使的頭銜。唐朝一代，在任最長也是處理邊務最好的西川節度使就是韋皋了。韋皋在任二十一年，深受德宗信任，事權如一，吐蕃對劍南的威脅在韋皋帥蜀時代得以減弱，而且韋皋也招撫了南詔，雙方關係得以改善。德宗和憲宗以後，隨著吐蕃威脅的減小，唐朝對一直處理南詔事務的劍南西川節度使的人員出任上，也有了鬆動，文臣比例逐漸加大，軍備鬆弛，而這也都給了南詔可乘之機。總體上而言，作為抵禦兩番的劍南西川節度使不僅邊務重要，而且控制成都平原的富庶之地，作為唐帝國的外府，唐朝對此控制一直嚴密，也一直很矛盾。如果要穩定的控制西川，自然文臣比較可靠，而後期西川節度使多由宰相出任，西川成了宰相迴翔之地，但要穩定邊防，捍衛西南，那麼軍人出身的人又相對能幹些。而既要穩定的控制西川又要穩定邊防，這樣的重任，不是一般的儒家官僚和行伍出身的人可以擔當的。而有唐一代，像韋皋、李德裕這樣能文能武的大臣終究太少，而且這樣的人立功後，朝廷又不會放心。
綜上而言之，唐朝時代因為內外的諸多原因限制，無法徹底的解決南詔問題，南詔也間接促成了大唐帝國的最後衰亡。南詔對於雲南的開發還是有貢獻的，作為一個西洱海地區的小部落最後成為能與大唐帝國和吐蕃相交手還有所斬獲的政權，確實是了不得的，南詔的疆域也是歷史上割據雲南的政權最大的之一。南詔鼎盛時期的疆域，在70多萬平方公里，和後來的西夏面積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