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文明歷史發展來看，四大文明古國現在唯一延續存在的只有中國。中國雖然歷史幾千年，但是卻歷經了十幾個王朝更替，最長的周朝，也不過是800年。但是，在世界範圍內，有一個王朝卻綿延了近3000年，國王都傳到了125代，而其祖先很可能就是中國人。
這個王朝就是日本王朝，或者叫倭奴國。日本的皇室天皇家族，據說從建立開始到現在都沒有換過人，是萬世一系。根據日本《日本書紀》記載，日本天皇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的菊花王朝。從菊花王朝開始，一直到現在，天皇家族都沒換過人。
很多人會說，日本不是也分成，戰國時代、幕府時代等。但是，無論德川幕府、還是豐臣秀吉，或者是其他的時期，作為掌權者的幕府都沒有膽量去廢掉天皇，自己稱帝。在日本古代，也沒有改朝換代，稱帝建國的概念，在他們的思想中，天皇這個稱謂只能屬於一個家族。
而王朝爭權奪利，無非是控制權的爭奪，即使是不可一世的豐臣秀吉，在位期間也沒有膽量幹掉天皇，自己稱帝。很多人可能不解，為何掌權的軍閥或者梟雄不能像中國那樣改朝換代呢？這其實很好理解，因為日本天皇家族自古就不是一個人，自古就是被看做神，是天照大神的後代，作為神，天皇家族是日本的精神領袖。跟中國的佛祖或者孔子一樣，屬於神一樣的人物。
所以日本人可以爭奪權力，但是誰都不敢動天皇這個神，就像中國改朝換代，孔子家族也沒人敢動一樣。而現在爭議最大的，作為神的天皇家族到底哪裡來的？據日本歷史記載，在日本本土上最早的人是蝦夷人，長的是又矮又黑，完全就跟東方人不同。
但是天皇家族最早的祖先長相卻跟中國和朝鮮半島人種更為接近，因此，天皇家族應該是日本本土的外來人，而外來的來源最可能是中國和朝鮮半島。鑑於朝鮮半島主要人種也是古代中國遷移過去的，而且從骨骼研究來看，日本天皇家族應該是中國人無疑。
後世更有人說徐福東渡的徐福就是第一代天皇，但是現在也沒有定論，而日本儲存完好的天皇陵墓，被日本政府一直嚴格禁止考古。如果開啟天皇陵墓，肯定能找到天皇家族的來源。這也許就是日本嚴禁對天皇墓地考古的主要原因，因為一旦確定天皇家族來自中國，那麼到時怎麼下臺！
一千九百多年前龐貝古城的突然湮沒，至今仍然是全人類一個不衰的話題。龐貝古城的遺址從十八世紀開始挖掘，一代代挖下來，挖到現在也只挖了一大半。來自世界各地的旅遊者始終絡繹不絕，面對著昔日繁華都市的生活遺蹟，大家的心情都非常複雜。只要是人，看到一切都像自己的同類竟然在那麼遙遠的古代就產生了如此密集的匯聚，享受著與我們的感官需求相去不遠的日常生活，不能不產生有關人類和人性的深切體認。但是，這種體認立即又被那幾乎無法想象的頃刻之間的毀滅所驅趕，代之以一種難以名狀的宏大恐怖。終於從恐怖中抖身而出，在一種祭奠的氣氛中邊走邊看，腳下，是人類的龐貝。
西方應該還有一座更古老、更輝煌的都城不知到哪裡去了。柏拉圖在他著名的《對話錄》裡提到，一位埃及祭司告訴雅典著名詩人索隆，據歷史記載，雅典在遙遠的古代曾與一支來自大西洋阿特蘭提斯島的強大軍隊戰鬥，這個島是一個壯闊而富麗的都城，都城四周挖有寬闊的淡水運河，河上帆檣如林，市內道路整飭，恍若仙境的王宮和神殿上鑲滿了金銀和象牙，經常舉行輝煌的典儀，但不知怎麼回事，這座都城一晝夜之間遇到了強烈地震和海嘯，整個兒都消失了。直到今天，尋找和考證阿特蘭提斯的地理方位和消失原因的文章已經連篇累牘，但每年總還會冒出來大量論文。
在東方，柬埔寨吳哥窟的隕落也是一個千古之謎。在一百多年前，一名獵人在金邊北部的大森林裡發現了寬及十公里的雄偉建築群。這個發現震動了世界，據考證，才知道這個建築群居然代表著一個湮沒於歷史的王朝——公元七世紀的高棉王朝，從此東方的歷史增加了一個夢幻般的時代，而一切研究東方美學和東方雕刻、建築的人都不可能避開這個古建築群了。但是，人們最感興趣的是，這麼一個東方都城為什麼突然被人類遺棄於叢林間而沒有在史冊上留下痕跡呢？大家猜測有四種可能：一是全城傳染瘟疫死得一個不剩；二是全城發生饑荒，人們只得棄城而逃；三是外族入侵，屠城後又棄城；四是都城內兩派政治勢力內訌，互相殘殺，最後勝利的一方又在死屍堆裡感染了瘟疫。這四種可能中無論哪一種，都能出現驚心動魄的場面，閉著眼睛就能想象。
我在黑龍江寧安縣即清代著名的流放地寧古塔一帶旅行的時候，知道當年的流放犯曾對著這個地區一圈巨大的城牆牆根遺蹟深感驚訝。流放犯中多的是具有充分歷史學造詣的大學者，他們也想不出在遙遠的古代這兒曾屹立過一座什麼都城。他們憑常識即可判斷，擁有如此寬闊的基座的城牆一定是極為宏偉的，那麼這座都城也一定氣勢非凡，但它為什麼全然成了茫茫荒原呢？它究竟是什麼呢？他們中的少數人已在心底作出了猜測，但他們是嚴謹的學者，身處的惡劣環境又不允許他們檢閱資料、測量挖掘，他們也只能把猜測嚥進肚裡去了。
我不知道他們中有沒有人聯想到在中國流傳極廣的那個有關詩人李白的故事。那個故事說李白又一次因皇帝求他寫點東西居然要朝中顯貴楊國忠替他捧硯磨墨，高力士替他脫靴。皇帝究竟是叫他寫什麼重要東西可以容忍我們的詩人如此大擺架子呢？人們記得，原來皇帝收到一個叫做渤海國的番國送來的信，朝廷上下沒有人能識那種文字，很丟人，後來還是賀知章推薦了李白，才解決了問題。李白要幫著皇帝寫回信，當然可以擺擺架子啦。
故事只是故事，不能當作歷史來相信，但流放者們發現的城牆牆基，卻確確實實就是渤海國首都的所在地！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牆牆基，那是兩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寬達十來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壩，延綿到遠處。這個基座上面，原本應有一方方巨大的磚石砌成的雄偉高牆，可惜這兒不是吳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開闊的東北平原，一座廢棄的城市很難儲存住一點什麼，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們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搜尋得乾乾淨淨，就剩下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著草，長著樹，靜靜地待著。再往前走，看到了也同樣是拿不走的城門臺基和柱礎。據說還無意地或有計劃地從地下挖出過不少零星物件，蛛絲馬跡集中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史料佐證，昔日都城的規模已影影綽綽地可以想見。
從遺址看，這個被稱為上京龍泉府的渤海國首都由外城、內城、宮城三重環套組成，外城周長三十餘里。全城由一條貫通南北的寬闊大道分成東西兩區，又用十餘條主要街道分隔成許多方塊區域，完全是唐朝首府長安的格局和氣派。京城的北半部即是統治者辦公和居住的宮城，城牆周長也有有五里，內中排列著五座金碧輝煌的宮殿，東牆外則是御花園，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宮殿中一個最完整的遺物是文獻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寶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幾乎沒有任何損壞。我在井口邊上盤桓良久，想象著千餘年在它身邊發生的一切。它波光一閃，就像是一隻看得太多而終於看倦了的冷眼。
一路上陪著我參觀的牡丹江市文化局副局長劉平先生以前曾負責過這裡的發掘和管理工作，他說，從種種材料看，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紀到九世紀之間很可能是亞洲最大的都市之一，當時不僅是渤海國的百城之首，而且是東北亞地區的貿易樞紐，把遙遠的長安和日本連成一條經濟通道。人們從一個簡單的比較就可推斷出當時這座城市的繁華：這座都城西部和北部的牡丹江上竟密密地排列著五座跨江大橋的橋墩遺蹟，而今，附近很大的一片土地上數萬人的現代繁忙生活，只一座橋就綽綽有餘，想一想，當日該是一副何等樣的景象！
這樣一座城市，真會消失得如此徹底？
二
現在，我正棲身在華夏版圖南端一個只有一百多年曆史的世界級都市裡，經常站在朝北的視窗發愣。香港實在太年輕了，但是繁華的街市，花崗岩的建築，牆角上乾枯的藤蘿、藤蘿下滿臉皺紋的老人常常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座城市出現在這裡是天造地設、不言而喻的，似乎從遙遠的過去到遙遠的將來都應該如此，沒有改動過也不會再有大的改動，要改動也只是城市裡邊樓多樓少、路窄路寬的內部變化而已，怎麼可能設想它的整體衰落呢？把那麼多人，那麼多車，那麼多樓趕到哪裡去？在日常市井生活中，公共汽車站挪個位，整修馬路要繞個道，大家都不舒服了，一定要恢復原樣才安心，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種“原樣”本身的暫時性。
更麻煩的是任何一座像樣的城市都有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社會心理規範，言語舉止、步履節奏、人情世故，都與此密不可分，說得好聽一點，也可以說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情。難道，這種滲透到每一條街、每一間房、每一個人渾身上下的風情也會在某一天突然煙消雲散？
中國人很早之前就感悟到世事人生的變化無常，曾經有“滄海桑田”、“一枕黃粱”等詞語來形容這種變化的巨大和快速，但這些詞語本身就反映了這種感悟基本上停留在農業文化的範疇之內。《紅樓夢》裡的“好了歌”、《長生殿》裡的“彈詞”二以及大量詠歎興亡的詩詞當然也涉及到城市生活，但主要還是指富貴權勢的短暫，而不是指城市的整體命運。
事實上，最值得現代人深思和感慨的恰恰正是城市的整體命運。
站在朝北的視窗，我想，華夏大地在數千年間曾先後出過多少星羅棋佈的城市啊，能夠保持較長久生命的有幾座呢？潭其驤先生曾說，如果從社會政治影響大、延續的時間長來衡量，可稱為中國“大古都”的城市只有七座，這七座裡又分為三等，第一等是西安、北京、洛陽；第二等是南京、開封；第三等是安陽、杭州。這個排列無疑有充分的權威性，但從今天的眼光看去，其中有好幾座城市實在談不上全國性的社會政治影響了。即是是那幾座至今仍然重要和繁華的城市，其變化之大也十分驚人，除了某些古蹟外，我們幾乎可以把它們當作另外的城市來看待。沒有列入這個名單的城市更是如此，例如揚州，它曾是東方世界最豔麗、舒適的生活方式的集中地，請讀這些詩句：
腰纏十萬貫，
騎鶴上揚州。
天下三分明月，
二分獨照揚州。
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
揚州至今猶在，但經歷過太平天國的熊熊戰火，又隨著新的交通格局代替了運河功能，它也就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和繁華。今天我們能去的，其實是另一個揚州。
這種情景，幾年前我在甘肅敦煌旅行時感受更深。日本人為了拍攝電影《敦煌》，耗費巨資在沙漠中另搭了一座唐代的敦煌城。我去時他們的電影已經拍好，只把一座空城留在那裡。我在空城的街道上走著，各種店鋪、住屋、車輛與真的相差無幾，店鋪的木牌上清楚地寫著各種貨品和價目，每家住屋的樓梯走廊可通達一間間房間，街道縱橫交錯，四周城牆上旌旗飄飄。我走得好奇，走得寂寞，終於又走得惶恐。比之於今天的敦煌縣城，這裡更接近使之名揚千古的唐代原城，但原城的人都到哪裡去了呢？空蕩蕩讓我一個人走著，像走在夢裡。是的，它在夢裡，電影藝術家只是依照夢搭建了一下，而一旦被搭建，它就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座也被稱之為 “敦煌”的現代縣城的某種不真實性。從一定意義上說，一座原來的敦煌已多次消失，多次入夢。
總而言之，比之於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越是熱鬧的東西越是脆弱，這是中國老莊哲學早就闡述過的，然而都市的熱鬧卻是人性的匯聚，人性的匯聚到如此密集的程度還依然脆弱，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的一大悲劇。
除了像龐貝古城那樣純自然力的毀壞之外，致使許多城市消失的原因還在於人類自身。人類，尤其是中國人，究竟有什麼深層原因使他們既迷戀城市、覬覦城市，又與城市過不去呢？
為了索解這個問題，我在香港又想起了渤海國首都。我在高樓間想著廢墟，在昔日荒涼的漁村想著昔日喧騰的華都，在一百多年後的熱鬧中想到一千多年前的熱鬧，在波光浩淼的吐露港海灣想著荒草叢中那口八寶琉璃井。雖然相隔遙遠，但香港畢竟是現代大都市，它擁有很多規模宏大、收藏齊備的圖書館，可以為我提供在徘徊廢墟時得不到的資料。經過長時間的爬剔搜尋，我終於知道有關渤海國的歷史資料少而又少。《舊唐書》、《新唐書》裡有一些大同小異的記載，日本和朝鮮也儲存了一些零星的旁佐性資料，而它自己的記錄檔案則已湮沒得一件不剩，就像一名沒有留下任何日記和自述的亡故者，只能靠周圍鄰居的零落記憶來拼合他的生命過程。
我從資料中知道，渤海國是當時東北大地上受盛唐文明影響最大，因此也是最先進的一個自治藩國。可以想象，剛剛從一種比較原始的遊牧生態走過來的部落，要不要接受當時也許是世界上最高文明之一的盛唐文明，是會經歷一番長期而艱苦的鬥爭的。翻來覆去鬥爭了好多年，終於以先進戰勝保守，以文明戰勝落後，在大仁秀時期（公元八一七年至八三○年）達到鼎盛，世稱“海東盛國”，其首都與唐朝長安一東一西地並立於世。但是，切莫樂觀，先進真的戰勝了保守嗎？文明真的戰勝了落後嗎？未必。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搬到社會歷史上來常常碰壁。“海東盛國”太招眼，太容易引起周圍人們的忌恨了，它與唐朝的親密交往也太讓別的遊牧部落看不慣了，它所彙集的財富太讓人眼紅了，它擁擠的街市太能夠刺激別人的佔領欲了，它播揚四海的赫赫大名太能煽起別人要來吞食它的野心了。於是，它最強盛的時期也就是它最脆弱的時期，千萬不要為萬眾瞻仰而高興，看看瞻仰者的眼神吧，最嚴重的危機已在那裡埋伏。大仁秀時期才過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國竟一下子被契丹所滅，像是一出有聲有色的戲突然來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尾，但仔細一想，這個結尾也是合乎邏輯的。
既然擁有如此強大的盛唐文明，怎麼還會被遊牧民族所滅呢？提出這個問題的朋友未免天真。不管哪一種文明在最粗淺的層面上是無法與野相抗衡的，“秀才遇到兵”的可悲情景會頻頻出現。遙遠的唐朝有時可以在實力上幫點忙，但也十分有限。唐朝自身也經歷著複雜的內部鬥爭，後來自己也滅亡了，怎麼幫得上呢？因此，渤海國中主張接受盛唐文明的先進分子註定是孤獨的悲劇人物。他們很可能被說成是數典忘祖的“親唐派”，而唐朝卻又不會把他們看在自己人。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國的統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爭執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唐玄宗派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個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並未被流放。於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唐玄宗只得把幾個外交官處分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於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爭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討伐，也要是非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