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依
梳理中國文學中的動物形象，既有肇始於久遠古代生活的矇昧迴響，如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志怪文學等敘事傳統，又有現當代文學寫實品格的昌明，在童話、寓言等兒童文學及型別化創作中被作為基本技法來借用，從而使動物形象以功能性和道具化的身份逐漸脫離文學經典化的視野。
而稍稍放眼世界文學蔚為大觀的動物形象塑造，大批動物文學、生態文學系列不勝列舉，如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均是文學界的經典，勾勒歷史、時代與文明之變。也正因這樣的文學脈絡和閱讀期許，再讀陳倉的《動物憂傷》，乃至沈石溪的眾多動物小說、賈平凹的《懷念狼》等作品，才生髮出了文學發展史視域下的動物形象塑造問題，而以“系列”的方法謀劃創作，也在綠水青山、生物多樣性等被不斷納入生態文明和人類命運中考察的大背景下，成為當代文學的應有之義與獨特景觀。
在《動物憂傷》中，陳倉擇取“羊”“牛”“貓”“豬”“狗”“鼠”“雞”“蛇”等動物為章節題名，並由此締結文字結構與敘事主題，一章圍繞一種動物鋪展，從中不斷打撈記憶與普遍鄉愁的印痕。村莊裡的動物被陳倉一一放置於鄉土文明勾連的勞動現場中：處於勞動倫理關係中的動物之於人，既是生計也是陪伴，是青年艱難成長的見證，也鍛鍊了獸醫專業的技能；而作品中陳倉所致力於深掘的，是城市中的動物及其豢養形態，一方面以此提供著怪異、陌生化的審美異託邦，另一方面也為異鄉人在城市的日常倫理中提供難得的溫情與獨一無二的“用武之地”。
所以，“我”在上海遇見的貓彷彿被某種文化和象徵附體，反倒讓人無所適從起來；而西安城牆下的“我”展現本領，“抓起一大把鹽，撒在水泥地面上，再掏出壎，把壎當成哨子嗶嗶嗶地吹了起來”，輕而易舉地使羊乖乖地臥了下來；在辦公樓遭遇老鼠的同事們，在“我”眼裡才顯得小題大做又殘忍了些……陳倉安靜地講述著動物們的過往——與他一樣從偏遠的土地上跋涉而來，卻又得益於這坎坷的路途，與他一樣從遠古的成語和故事中脫胎，而又以此建言立志，從而吞下命運，擁持著一種敬畏。
為了讓筆下的動物“萬歲”（《中國作家》刊發時題目為《動物萬歲》，成書時改為《動物憂傷》），陳倉率先選擇光大它們古老的歷史，乃至那些與祭祀、禮儀相關的掌故。例如，羊的三層字意，“一是哺乳動物，反芻類，分山羊、綿羊、羚羊等多種；二是姓；三是同‘祥’，是‘祥’的通假字。從最後一條可以看出，在古代，羊，祥也，故吉禮用之”。不似將動物形象劃歸到兒童文學或文化人類學的重要質素，陳倉意欲從農耕文化、鄉土文明中探尋動物形象的某種原型意義，以及與之相伴相生的人類習俗觀念變遷，由此，以對動物的本體及其歷史的關涉探尋動物形象所具有的多方面意蘊和領悟可能，以象徵、隱喻或對照的修辭書寫人生故事，動物形象在陳倉的創作中顯現出一種整體建構的氣象和理路。
尤其是文字中有關人與動物關係的敘事，陳倉以審視的目光，猶疑地想象著動物們的未來——宛若從故事人物“我”的處境裡超越，經由人看待千差萬別個體生命的方式與文化意義來展開思考，現代生活中人類所致力於的日常價值取向，究竟暗示著怎樣的遠方。陳倉大膽遙想，“在遠古的洪荒時代，或者未來某一天，海水上漲，地球被慢慢地淹沒，最後能夠生存下來的，不是我這樣的旱鴨子，應該是這些不起眼的老鼠”。如此，動物形象被塑造為世界的豐富參照，疊加城鄉關係下人類的生活、情感、文化等複雜結構的嬗變，並且時時呼應、致意中國古代有關動物的敘事傳統和修辭源泉，最終凝結出文字之所以在題名中便高呼“萬歲”的原始力量和精神情結。
倘若熟悉陳倉的創作，不難發現《動物憂傷》在陳倉寫作譜系中的位置。曾在回不去的故鄉和融不進的城市中徘徊生活的作家，用一系列小說作品為進城者謀求情感心理的共振：人一旦遠行就難以真正復返，一經成長便只能在路上。震顫如此劇烈，飽含人的身份難局和漂泊境遇，愈發不可遏制的理性與情感衝突，持續叩問著轉型中的諸多現實：進城之後如何安身立命，人的故鄉之感如何獲得、以何確立？誠如陳倉在這一系列小說中所專注探尋的城鄉互動樣態，寫作正規化實際已超出鄉土文學命題的範疇，觸控城市文學鋼筋水泥的外殼。
儘管，總是要在那對城市的切近渴望中來實現對鄉土世界的回望，陳倉始終將內在的矛盾剋制為一種雙向的平衡——佇立於城鄉兩端的感傷情緒與憂患意識，在私語化的成長敘事中抵達普遍的生命底色。陳倉原名陳元喜，陝西商洛丹鳳縣塔爾坪人，母親早逝，哥哥在長途汽車墜河時為救他而溺亡，他一直與父親相依為命，另有兩個已出嫁的姐姐。1998年，陳倉翻過秦嶺到了西安，在雜誌社任編輯記者，寫小說、詩歌、散文、紀實文學；後去廣州工作，2003年定居上海，在報社工作。
陳倉在他此前的小說中專注於呈現進城“冒險”所帶來的無法避免的成長陣痛，我們藉以看到個體被某種宏大的話語錘鍊，看他在城市裡痴迷、跌落、長大，看這種頗具代表性和現實意味的創作主題所昭示的社會生活與生命含義始終尋求的縮影與表達。而在《動物憂傷》裡，讀者首先知覺的是一種自然應對，同樣是聚焦農家子弟進城的成長敘事，同樣飽含生活的艱辛與命運的莫測，《動物憂傷》中的“我”卻在愛、理解、疼惜、自立和回饋中把日子過得安靜、過出日常，而且越過越好。這正源於動物形象既是“我”的珍貴回憶，“我”也從中不斷吸取著某種融入的能力，從而不斷融入城市、融入職場、融入家庭，使身份角色和情感關係等尖銳的議題悄然退居生命結構的終極意義之後。來自遠古、鄉土的質樸力量，以及自然世界這一巨大他者的豐盈觀照，連同成長之路上的諸多關節，共同呼喚著人類與動物重回溝通的傳統，而“我”也從中覓得校正內心的寬闊維度。
《動物憂傷》中，那個現在的“我”，已然成了貨真價實的城裡人……而這一切“實然存在”的應然性，正是“我”所懷揣的觀看這世界的難得參照——動物形象的世界，既存乎遠古，也近在鄉土，如今也在城市，是城市文明裡的精神“他鄉”，是城市新故鄉尚且欠缺的溫潤土壤。而《動物憂傷》裡所採用的以第一人稱“我”進行敘事的策略，連同那些似可對照的作者的真實人生，也重提著小說和散文的文體邊界探討，虛構與非虛構的技法尺度，以及文學與現實的彼此擁有。
（作者為青年評論家、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