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三盟馬隊官兵的出征軍餉
按清代盟旗制度的設定，外藩札薩克盟旗下雖亦設有披甲額缺
，但其官兵均無俸餉，平時在原籍服役，馬匹、武器、糧草等亦需自備，幾乎得不到任何的外部補給。
但也正因如此，盟旗下蒙古官兵的軍役負擔較輕，除盟會時略事操演，並承擔一定的官署差役外，多數時間均可用於畜牧、農耕、狩獵生產。
白拉都格其等認為，
清代外藩蒙古的兵役雖屬“無償”性質，但其官兵也“有馬匹、武器和餉費方面的配備、補貼”。
此處提到的配備補貼，實際上指的是盟旗下官兵在被朝廷調赴外地遠征時，才可以享有的“俸賞行裝銀”、“出征口糧”、“鹽菜銀”、“馬乾銀”等項。
這些名目的軍餉總稱“行糧”
，對八旗、綠營正規軍而言，是出征時在原有俸餉之外的補貼，而對無餉的外藩蒙古官兵而言，則是唯一的戰時經濟來源。
俸賞行裝銀，又稱作“出征行裝銀”，一般於出征前發給，主要供出徵官兵置買軍裝、器械使用，如有剩餘，可補貼家用。
按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定則例，外藩蒙古官兵出征，除官員、兵丁之外，
按照清代用兵慣例，外藩蒙古官兵也可按級別攜帶“跟役”，即負責營中雜務、照料官兵起居的僕役
。
隨軍跟役雖沒有資格領取行裝銀，但按例“每名各賞皮衣銀二兩”。
鹹、同年間調赴關內作戰的東三盟馬隊，本亦應照此規定發給行裝銀兩，但因當時清政府內憂外患，財政緊張，往往不能足額髮放。
咸豐八年（1858）甚至明確規定，凡東三盟官兵奉調入關，
“俸賞等銀，照定例全分銀兩，減半放給”。
相對於京營兵丁每人40兩、東三省官兵每人30兩的標準，蒙古兵丁已屬最少。清廷在此基礎上再減半發放，
則東三盟鎮壓捻軍馬隊官兵每人只能領取10兩行裝銀，實屬不敷使用
。鹽菜銀是官兵出征期間按月支領的基本生活補貼。
出征口糧是發放給士兵的每日吃食用度，有時與鹽菜銀合二為一，通常以米、面等形式發放，也有用牛、羊抵米發放的情況。
按乾隆四十九年（1784）定例，外藩蒙古出征，“
官兵及跟役均各日支口糧米八合三勺
”。但實際發放標準常隨清廷財政、糧臺籌措的具體狀況而更改。
咸豐八年（1858）調往天津海口的哲里木、昭烏達盟二千馬隊，就是“每日每盟放米十倉石，面七百斤”。
馬乾銀即給官兵們的養馬費用
。咸豐三年（1853）僧格林沁麾下參加圍攻太平天國北伐軍的東三盟馬隊，清廷就以“每馬一匹日給馬乾銀一錢”為例發放，以示體恤。
與參加鎮壓太平天國北伐軍、抵抗英法聯軍的東三盟馬隊，主要由清廷直接撥餉有異，調赴河南、山東、安徽各省鎮壓捻軍的東三盟官兵，其一切養兵之費均轉由地方官府籌措辦給。
僧格林沁南下鎮壓捻軍期間，
設有專門糧臺，負責調動、轉運、分發糧餉，保障本營馬、步隊官兵供應
。其糧臺事務往往由用兵地文職官員中調派。
如河南候補直隸州知州李德均，自同治元年（1862）起接辦僧格林沁糧臺，因“大營屢次遷移，均能隨時支應，始終無誤”，曾於同治二年（1863）受到嘉獎。
糧臺一應餉需主要由用兵省份自籌，或從別省調撥協餉支撐。
協餉，是一省協助另一省供應士兵軍需的一種手段。
晚清時期，由於戰亂四起，軍費開支繁浩，清廷財政虧空巨大，不得不放手讓各地開徵厘金等雜稅，以便自支兵費。
但因各地駐軍、財政收入多寡不一，
故而便衍生出協餉這一方法，令富庶且駐軍少的省份協助臨近貧困但駐軍多的省份辦餉。
雖然餉需供給均有定製可循，但因鹹同年間兵革四起，清朝中央及地方財政均極度空虛，南下鎮壓捻軍的東三盟馬隊官兵的軍餉因之常被拖欠，有名無實。
咸豐十年（1860），僧格林沁率兵南下鎮壓捻軍，全營最初有馬隊三千五百名、步隊七千名，每月需餉六萬兩，後陸續擴充至兩萬餘兵，軍餉“
覆計每月需銀十萬兩
”。
但直隸布政使文謙每月所能撥解給僧格林沁軍營的餉銀不過僅二萬五千兩。由於用兵地山東受戰亂影響，籌餉能力有限，故而清廷同時命山西每月以兩萬兩、河南每月以三萬兩為例撥給山東協餉，供應僧格林沁一軍兵費。
此時正值僧軍南下之初，若兵餉充足，士馬自可飽騰，
但直隸提供的餉需遠遠不夠僧營的日常開銷，而山西等處的應調協餉，也是“數月以來未據報解”。
直到咸豐十一年（1861）三月，山西等地協餉依舊未到，“河南省自上年冬季，僅解過銀二萬兩，現在積欠十三萬兩，山西省自上年冬季至今，應解協餉銀十萬兩，均未解到”，清廷屢屢催促，仍舊無果。
身處僧營的東三盟馬隊官兵，自赴山東等地鎮壓捻軍以來，常常缺餉少糧，最終出現了“僧格林沁軍營糧臺欠餉過鉅，兵勇譁潰堪虞”，“
該營馬隊迤今半載未發兵餉，步隊亦積欠甚鉅，飢寒交迫”的狀況。
清廷無能為力，只能再三催促直隸等省將積欠協餉及指撥款項迅速撥往僧格林沁軍營。本該“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但在鹹、同年間帑藏枯竭、兵革不息的大環境下，軍餉長期拖欠、官兵枵腹荷戈的情況才是常態。不難想見，背景離鄉、遠征多年，而又領不到軍餉的東三盟馬隊官兵，其處境應是多麼的艱難。
為緩解麾下官兵的窘迫之境，主帥僧格林沁甚至時常以私財自掏腰包補貼軍用
，“王前後督師逾十載，斥私財數十百萬，以充軍實”，但終究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長期欠餉嚴重削弱了僧格林沁一軍的戰鬥力，進而影響了整個鎮壓捻軍戰局的走向。在高樓寨之戰時，僧格林沁為能早日蕆事，節省兵費，一味冒進猛追。
東三盟等部馬隊官兵因之不得喘息，甚為疲乏，更兼糧草極度匱乏，以致軍無鬥志，“逮夜洶洶欲潰”，終沒能突出重圍，被反撲的捻軍擊敗。
東三盟馬隊馬匹的配備、補充
對於以騎射立國的清代而言，
馬匹歷來是軍隊的關鍵性整備，是重要的戰略物資
。尤其在鎮壓捻軍起義的過程中，馬匹的重要性表現得尤為突出。
捻軍馬隊甚多，且善於小股游擊戰，轉移速度快，故而清軍也只有以高機動性的馬隊來進行追襲，才能有效地給捻軍以殺傷。
東三盟馬隊官兵所以在鎮壓捻軍戰爭中為清廷所青睞，並且確曾取得過不俗的戰績，其原因正在於此。
清代的馬隊是善於騎射的兵丁與戰馬的結合。若馬匹受傷或死亡，馬隊官兵自然也就無從發揮作用。
因此，馬匹的及時補充，對於馬隊而言異常重要。清廷同樣重視前線軍營馬匹的保護，出現營馬被盜的情況，懲罰甚重。“尋常盜竊馬匹，其罪甚輕；軍營盜竊馬匹，罪至大辟。”
鑑於行軍作戰時，戰馬克敵制勝的關鍵作用，更針對官兵遺棄馬匹，或私藏繳獲敵軍馬匹等行為，定有嚴格的懲處條例。
以上種種，均可見清代軍中對戰馬的重視。
戰馬的配備從來都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需要隨戰事的推進，而源源不斷地予以接濟、補充。
馬不是機器，而是活生生的動物，在作戰過程中，必然會有倒斃、疫病、傷殘、疲弱等情況。
此類損失馬匹如果得不到及時補充，那麼馬隊官兵自然也要隨之失去戰鬥力。
晚清時期，馬隊在鎮壓太平軍、捻軍、西北迴民起義等諸多戰事中得到廣泛應用，人們對戰馬供給與馬隊戰鬥力間關係的認識也更為明確，“軍營馬隊，最為得力，然必須膘壯精良”，成為共識。外藩蒙古馬隊奉調出徵，雖然自盟旗出發時，均騎本身自備馬匹，但作戰期間的戰馬損耗，則只能仍由清朝官方負責籌撥替換。
咸豐八年（1858）四月，
僧格林沁督辦天津防務，軍營急需馬隊，故請調昭烏達、哲里木兩盟官兵來營，以實兵力。
因天熱炎熱，該批次官只能暫往熱河駐紮。為能及時更換其疲累、倒斃戰馬，確保馬隊官兵緩急可用，在以流動作戰為主的鎮壓捻軍的戰爭中，馬匹的補充顯得尤為重要。
與捻軍隨時以經行各處的民間馬騾為補充有異，
作為官軍的僧格林沁麾下馬隊，其補給仍只能仰賴朝廷由後方調撥。
咸豐十一年（1861）四月，僧格林沁率部于山東鄒縣鎮壓捻軍，經過羊山集、關李家莊等役的苦戰，馬隊戰馬損失頗重，不敷騎用。為此，清廷立即於“商都馬群內揀選膘壯馬一千匹，派員迅速解赴山東鄒縣僧格林沁等軍營。”
同治元年（1862）秋，在河南永城一帶鎮壓捻軍的僧格林沁軍，
還曾因軍營馬匹自上年冬以來傷損倒斃甚多，而只能收隊整頓兵力，待馬匹裝備齊全，再行追擊。
為及時給馬隊官兵補充戰馬，僧格林沁請旨“飭下察哈爾都統挑選膘壯馬一千匹，派員管解，務於閏八月內解送到營，以資剿匪之用。”
後清廷由“商都牧群及錫林郭爾馬廠內挑選膘壯馬一千匹”，派員於閏八月內送到僧格林沁軍營，才緩解了僧格林沁軍營馬隊官兵的燃眉之急。
馬匹補給一直處於遠水不救近渴的狀態，給僧格林沁一軍鎮壓捻軍的戰事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同治四年（1865）三月，僧格林沁率馬隊官兵在山東羊山等地追擊捻軍，連續奔襲二千餘里，捻軍馬匹眾多可隨時更換，而僧格林沁所帶東三盟等部馬隊官兵卻缺少可供更換的馬匹，被迫暫駐修整，結果錯失戰機，終在高樓寨之役中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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