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閒讀古代文論，發現韓愈不少文學主張想法獨特新穎，別具一格，我認為韓愈的理論不僅僅是文人寫作的規範依據，更可以將其與現在的藝術創作，尤其是書法創作聯絡起來，從而借鑑千年之前古人的智慧，達到藝道合一的完美境地。下面就嘗試針對韓愈的某些文學理論來闡發一下，具體有哪些方面可以為現在書法創作所借鑑，如果對現在正處於迷茫期的書法愛好者、書法家有所啟發，那自然是我所願意看到的。

在講韓愈文論之前，我們先說說韓愈這個文論提出的背景。總體來說，中國文學文體的發展很有意思。在我們今天看來，詩歌它就是詩歌，散文就是散文，區分的很清楚。但是古人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創制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文體——駢文。駢文最早的雛形可以追溯到秦朝，秦朝李斯寫了不少辭采華麗，語句工整的散文，比如李斯代表作《諫逐客書》，行文辯麗可觀，辭采華美鋪陳排比，有戰國縱橫家的氣勢，尤其是李斯《諫逐客書》中間的部分，歷代為人所稱道。所以李斯也被稱之為駢體之祖。

後來，漢代漢賦文體受到詩歌的影響，其詞句逐漸追求對仗、對偶和音律和諧，經過詩歌和漢賦的洗禮、融合，駢文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達到鼎盛。駢，這個字本意其實就是指兩匹並排在一起的意思，成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其中的“駟”指的就是四匹馬並排一起。從駢這個字的意思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來，駢文最大的特點就是追求形式、句式的工整。有時候這個固定到了非如此不可的境地。比方說明明要說一句簡單的話，幾個字就能表達清楚，在駢文中卻非要搞好幾句，而且字數必須一致，要是字數長短不一，就生搬硬造，創造詞彙來拼湊。

那你想，這樣的文章，其實就是在說車軲轆話，囉囉嗦嗦一大堆讓人不知所云。所以，到了唐朝，柳宗元、韓愈以及韓愈之前的人都對這種文體嗤之以鼻，極力反對，他們據此倡導併發起了古文運動。古文運動簡單來說就是倡導行文簡潔，學習古典散文，比方說司馬遷的《史記》、《莊子》等先秦古典散文的風格，倡導言之有物，反對駢文無病呻吟。

具體在闡釋這方面內容的時候，韓愈提出了兩點：第一點主張就是文以明道。他在《答李翊書》這樣寫道：氣盛則言之短長與高下者皆宜。這裡面，韓愈明顯是提倡氣的。這裡的氣，其實是從孟子“養氣說”和梁肅“文氣說”中發展提煉而來。

這裡面氣，其實就是指個人的品德修養和情感氣質。寫文章要有文氣。那麼同樣的我們寫書法也是如此。很多人不懂什麼是書卷氣。其實書卷氣就是文人氣，就是在你書法中體現出來的你的修養、學識、涵養。氣在你書法創作中，不僅體現在最後書法作品整體的格調和氣韻上，還體現在你創作過程中的狀態。以“氣”運書，則書法為神品，以書運“氣”，則為次之。無“氣”運書，則為下矣。韓愈認為，只要有氣，有修養，那麼寫出來的文章怎麼寫都是好的，都是合適的（皆宜）。

相反，現在有些書法家的創作，不是缺乏“氣”，就是在書法作品中展現各種各樣不好的“氣”。比方說很多書法家的書法作品一味呈現的，野氣、俗氣、匠氣，雖然有氣，但是格調不高，因此其書法也很難有大的突破。那麼韓愈針對駢文氾濫、書寫表達空洞無物提出的第二點主張就是，文以明道，重視“文”的作用。在書法中，其實就相當於強調書法技巧和書法情感之間的關係。

很多人寫書法，狂魔亂舞，揮筆如瘋子，卻對質疑它的大眾報以鄙夷之態，用一句“你們不懂”就搪塞過去了。實際上，他也是在自欺欺人罷了。就算是你想表達心中感情，卻缺乏堅實的書法技巧，以狂怪的行為代替技巧引人注目，只是另外一種俗和空洞。最近流行的各種各樣奇怪的書法表演，就是如此。我們強調書法要表現人的精神、感情，這本身是對的，也是應該如此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完全拋棄掉書法的技巧，單純去追求形式上的千奇百怪，然後再給人說我這個內涵豐富，誰信呢？你自己信嗎？韓愈對於文與道關係的處理非常謹慎。他不是像前人那樣一味否定駢文價值，而是吸取駢文長處，然後強調文章的“道”之所在，言之有物，其實就和我們書法創作一個道理。

沒有書法技巧，空談書法思想、藝術境界，就是忽悠人。只有書法技巧不騙人，只有書法技巧可以檢驗一切書法思想和藝術境界的高低。沒有他，即便是在高深的思想也難以透過書法存續下去。另外多說幾句，前面所言中國文體發展的歷史並非長篇無用之論，而是旨在梳理散文、詩歌、駢文的關係，希望讀者從中可以看到這樣一條顛撲不滅的真理：藝術的發展演變就是融合、創新和曲折前進的。沒有哪一中文體和藝術形式是憑空產生的，都是有一個醞釀發展的過程，書法也是如此。圖片來源：元代邊武草書千字文參考資料：袁行霈 羅宗強《中國文學史》 第二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