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競猜遊戲，以爆冷的方式終結。
瑞典學院10月7日下午公佈，阿卜杜勒拉薩克·古爾納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諾獎委員會闡述的獲獎理由是，他的作品“對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夾在文化和大陸之間的難民的命運進行了富有同情心和毫不妥協的洞察力的描述”。
古爾納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個完全陌生的面孔，除了兩則短篇小說，國內還未引進他任何作品。
事實上，這些年來，非洲的奪獎熱門始終是另一位流亡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現在，諾獎再次讓我們見識到一種背離大眾的姿態，“你們讓選的，我偏不選。”
古爾納爆冷獲獎可能沒人能想到，但請不要感到意外。
東非流亡作家
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說，古爾納的小說，從他的處女作《離開的記憶》（關於一次失敗的起義），到他最近的作品《來世》（Afterlives），都在“擺脫刻板的描述，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熟悉的、文化多樣化的東非”。
古爾納1948年出生於桑給巴爾。桑給巴爾位於東非，是印度洋上的島嶼。這個地方在1890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1963年和平解放，但次年，桑給巴爾就發生了暴力革命，發動了一場針對阿拉伯裔公民的屠殺和迫害。
此時，作為受迫害物件的古爾納，剛好18歲，他不得不離開家鄉，流亡到英國，直到20年後，他才返回桑給巴爾，故鄉變成了如今坦尚尼亞共和國的一部分。
1982年，他獲得了坎特伯雷肯特大學的博士學位，自1985年以來，他一直在這裡講授後殖民主義和移民文學，直到退休。
古爾納的母語是斯瓦希里語。他表示，在故鄉，他基本沒有什麼機會接觸文學作品。他用英語來寫作，創作主題圍繞作為英國穆斯林的特殊經歷、東非的錯位而展開。
在《寫作的地方》一文中，古爾納追溯了他作為作家的生涯軌跡。1964年，流亡到英國後，他感受到一種“壓倒性的陌生感和差異”，這種感覺吸引他，並轉換成一種寫作的動力。
“移居他鄉是必要的，因為作家處於孤立之境時，能拋開使他或她噤聲和澹化真相的責任及羈絆，而創作出具有價值的作品。”
“當我開始寫作時，”古爾納說，“我所寫的是失去的生活，回不去的地方，以及我對它的記憶。”
“失去的生活”，並不是對桑給巴爾的懷舊性再現。多年來作品，他始終處於一種極度不安的狀態，“來自一個地方，生活在另一個地方”。
同樣，在一篇訪談中，古爾納說，他一直“對探索重塑自己的念頭感興趣”。在古爾納的小說中，“身份”的問題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尤其是他的人物不斷穿梭於不同的國家（主要是桑給巴爾和英國）。
特殊的人生經歷，造就了古爾納小說無法繞開的母題：歷史與現實的錯位、流亡、記憶和身份。
迄今，73歲的古爾納已經出版了10部小說以及一些短篇小說。
殖民苦難與流亡母題
寫作之初，古爾納就確立了自己的方向，要打破和顛覆傳統的殖民視角。
他一直關注身份、文化和地方與資本主義現代性複雜程序之間的隱秘聯絡，在過去，這些命題一直被非洲作家所忽視。古爾納與沃勒·索因卡（Wole Soyinka）和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不同，關注點不再是殖民經驗、國籍、語言等問題，而是後殖民時代，全球化背景的流離失所、家庭離散、對身份和文化歸屬的追溯。
1988年的作品《朝聖者之路》便奠定了這樣的創作框架，講述一位流亡者在新家園——英國面臨的惡劣生活。隨後的《多蒂》、《海邊》等作品，使他探索到了流亡者靈魂更深處的沉默、自我欺騙、恐懼。
《最後的禮物》講述了阿巴斯的人生，他被描繪成一個失敗者，從桑給巴爾移民到英國後，阿巴斯一直為了追求新的生活，也為了擺脫以前的生活責任，他自願過了四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小說始於阿巴斯嚴重的糖尿病，還引發了一些列的中風。書中，作家賦予疾病更厚重的隱喻，它意味著殖民統治帶來的心靈創傷，他們的文化身份被剝奪，他們看似過著英國人的生活，但完全沒有歸屬感。臥床不起後，阿巴斯一個扮演“笑著講故事的人”，但他一直迴避過往的苦難真相。這種迴避，讓家庭成員陷入了更大的掙扎和不自由，每個人都被身份的認同所困擾。
古爾納的寫法，是散文化的，敘述風格也頗為獨特，在不同的時空中來回穿梭，敘述者也不時切換，跟隨故事是很困難的。古爾納強調了一種觀點，邊緣化群體，可以完成自我敘述。因為他們的生活太複雜了。
從這個層面看，古爾納把移民生活的複雜性，推到了一個高峰。
古爾納另一類作品，則是關注故鄉複雜的苦難史。這類小說，同樣浸潤著古爾納個人與家族的真實經歷。
他母親的叔叔就曾被德軍俘去當奴隸，做無償的搬運工作，拖著沉重的裝置到處走。殖民的故事，始終在他腦海中迴盪。
1994年的《天堂》，他便曾向讀者展現了德國佔領下的東非世界。儘管名叫天堂，但這裡並沒有異國情調，只有深重的暴力奴役的詳細描述。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名為優素福的男孩，他原本是一個商人的無償僕人，但在貿易過程中，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戰，碰上了德國部隊的掃蕩。
《天堂》展現了古爾納的敘事實力，還入圍過布克獎。
古爾納最新的小說是2020年出版的《來世》（Afterlives），他再次將視線拉回到東非的桑給巴爾，聚焦德國的殘暴侵略。主角伊利亞斯小時候被德國殖民者虜走，與自己的人民作戰多年後，他回到自己的村莊。
據FT的評論，這部小說，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講故事的大師，小說以一種靜謐之美和悲劇色彩而開篇，“細膩、且宏大”。
《衛報》一則書評表示，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小說，它將所有那些本被遺忘的人聚集在一起，並拒絕將他們抹去。
走出歐洲中心主義？
放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殿堂裡，古爾納算是一個怎樣的作家？顯然，一種挖掘的意味，大於加冕的意義。在頒獎前，古爾納的英文維基頁面，都只有三行介紹。簡體中文世界也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迄今為止，尚未有任何一本著作引進國內。
只有2014年譯林出版社的《非洲短篇小說選集》收錄了他的兩則短篇。
就連諾貝爾組委會寫的獲獎理由，主要偏重其作品對殖民主義的影響，某種程度上，這不是藝術中心論，而是出自一種現實角度的考量。
一種聲音認為，是歐洲和地中海周邊的嚴峻形勢，影響了這次頒獎。
奧爾森站出來否認了這種說法，他認為，因為流亡和移民現象已經存在了很多年，古爾納的著作現在在歐洲和世界各地都非常有趣和有力。
但後半句話估計他自己也不信。
古爾納自身倒很樂於領受這樣的“意義”，獲獎後，他在媒體採訪中說，獲獎將意味著他所經歷的難民危機、殖民主義等問題將被“討論”。
“這些是我們每天都會遇到的事情。世界各地的人們正在死亡，正在受到傷害，我們必須以最友好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
已經有很多年沒有任何的非洲作家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了。這段空白，得追溯到1986年的沃勒·索因卡。
上世紀60年代之後，諾貝爾文學獎才開始關注歐美以外的世界文學。80年代之後，南半球和非洲才有零星的作家獲獎。
古爾納在創作中批判了歐洲中心主義，但這次頒獎，是否褪去了獎項本身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這一點值得思考。
2019年，奧爾森發出宣告，稱諾貝爾文學獎今後將放眼全球，一改往日的歐洲中心主義。
喊出那個口號後，三個獎項也全給了歐美作家。
第四個獎選擇了古爾納，從人種角度看，似乎也切合了這種改革思路，但從語言的角度看，它還是頒給了英語文學。
這是一種取巧的革新。
所謂歐洲中心主義色彩，從語言上看其實更明顯。獲獎者主要以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印歐語系為主，即便是非洲的獲獎作家，如沃勒·索因卡、還有這次的古爾納，無不採用英語寫作。
有時候，諾獎的取捨標準難以捉摸，似乎就沒有標準。薩特拒絕領獎的時候說，這個獎是頒給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作家。第二年，諾獎就選中了《靜靜的頓河》和肖洛霍夫，一個妥妥的蘇聯御用作家，似乎向世人證明一種姿態，看吧，我們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回想一下，非歐美作家上一次獲獎，已經是10年前的莫言了。而過去幾十年來，看似走向世界文學的諾貝爾文學獎，非印歐語系的獲獎作家，其實寥寥無幾。
跟其他獎項不一樣，文學的唯一載體是語言。18位評委中，他們對歐洲以外的語言理解和認知很匱乏。所以，語言的障礙，天然地遮蔽著評委們的視野。某種程度上，莫言的獲獎，也得益於評委馬悅然對漢語的掌握，但隨著後者的逝去，漢語文學恐怕很難再接上暢通的橋樑。
奧爾森也提到這個問題，他說，學院內評委們沒有能力掌握亞洲和非洲的語言。作為彌補，他們邀請了世界各地的專家，提供各種語言的報告，以此擴大世界文學方面的認知。
諾獎走向世界，路還很遠。
作者 | 阿樹
編輯 | 蘇米
排版 | 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