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Michael Dirda
翻譯｜林達
1984年春，美國書商協會（ABA）的年會在華盛頓召開。某天傍晚，《圖書世界》——當時屬於《華盛頓郵報》的獨立文學增刊——在位於華盛頓西北區第15大街與L大街交匯處的華郵舊總部（現已拆除）舉行了一場雞尾酒會。正當我（指本文作者Michael Dirda）四處閒逛，竭力擺出一副擅長交際的樣子時，我留意到了一位也是獨自一人的先生，他看起來頗顯疲憊，又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就是弗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我第一時間還沒能認出他來，因為他當時剛剃掉了自己標誌性的大鬍子。
那一刻，我馬上就放棄了讓自己表現得和藹親切的努力。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赫伯特和我就坐在落日的餘暉裡，談天說地，但當時還沒怎麼聊到《沙丘》，因為我倆的談話總是會繞回到他的好友傑克·萬斯（Jack Vance）身上，此人可能是二戰後科幻小說領域裡最富有想象力的世界構造者（world-builder）。這場交談令我不禁懷疑：《沙丘》可能部分地出自赫伯特企圖挑戰萬斯的衝動，他細緻入微地構想了一個外星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其民眾的服飾、文化傳統及宗教儀式。
《沙丘》
［美］弗蘭克·赫伯特 著 潘振華 譯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讀客文化 2017-2
對那些完全不懂《沙丘》、對丹尼斯·維倫紐瓦（Denis Villeneuve）拍的新電影以及1965年首發的舊小說均一無所知的人而言，姑且可以這麼理解：這個標題指的是沙漠世界阿拉吉斯（Arrakis），該地出產“香料（spice）”，它是一種對空間旅行至為關鍵的精神類藥物，對其供應商來講則是不可估量的財富之源。小說的情節裡——新電影比較忠實地再現了它——包括為陰謀所撕裂的星際帝國、神秘的姐妹會“貝尼·傑瑟裡特”（Bene Gesserit）、會以類似於白鯨的姿態從地底深處突然衝出地面的巨大沙蟲、精心設計的政治陰謀以及令人震驚的背叛、盼望應許的救世主的原住民弗瑞曼人（Fremen）等等，當然還有飽受怪夢與詭異命運困擾的青年保羅·厄崔迪（Paul Atreides）。歸結起來，“正面”角色個個都天賦異稟，有些人擁有巫術一般的精神力量，另一些人則有可媲美武士的戰鬥技巧，而“負面”角色則大多是猥瑣下流的怪物，不是虐待狂就是為貪慾及野心所支配。
1984年時我還是個躊躇滿志的青年編輯，沒等幾個星期，我就打電話給這位新認識的老兄，問他是否願意為一本書寫書評。鑑於當時大衛·林奇（David Lynch）萬眾期待的電影《沙丘》尚未上映，只在新聞裡有過報道，我就讓赫伯特寫了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與彼得·斯特勞布（Peter Straub）合著的《魔符》的書評，這本奇幻小說在當時也頗為出彩並且備受推崇。只讓赫伯特來評這本書，算是玩了一個小花招，隨後我們在《圖書世界》的頭版頭條發表了他的文章。
1984年大衛·林奇版《沙丘》
1984年12月，我在肯尼迪中心參加了林奇《沙丘》的首映式。活動開始前，參與者的名單就讓我覺得既吸引人又不可思議，華盛頓的一線明星與本地科幻小說圈子裡這幫不習慣於盛裝打扮的人居然混在了一起。然而，在放映結束後，從劇院出來的每個人都面帶尷尬。雖有一些禮節性的、稍顯剋制的讚美之語，但大多數人都認為，這部電影令人困惑、時間過長、脈絡不明並且總的來看是一團亂麻。當時《華盛頓郵報》的青年影評人保羅·阿塔納西奧（Paul Attanasio）——如今已成長為出色的好萊塢電影劇本作家及製片人——的評論即以《沙丘——迷失在塵土中》為題。
好在維倫紐瓦的《沙丘：第一部》（Dune： Part One）收穫的反應與此截然不同，我在它於各大影院與HBO Max正式上映前就觀看了預告片，發現拍手稱讚的觀眾為數不少。
維倫紐瓦執導電影《沙丘》海報（圖片來源：豆瓣）
弗蘭克·赫伯特起初只打算把這部鉅作寫成單卷本，但最終還是分成了三部曲《沙丘》《沙丘救世主》以及《沙丘之子》。維倫紐瓦版電影開頭部分的“它開始了（It Begins）”字樣令我不由得開始暢想：下一部電影多半會涵蓋原作的所有剩餘部分，它是就此打住，還是會圍繞《沙丘》開發出一個系列，把這個愈發黑暗而複雜的故事繼續講下去？赫伯特的兒子布萊恩和凱文·J·安德森（Kevin J。 Anderson，新版《沙丘》的顧問之一）是否還會創作出《沙丘》的諸多續篇或外傳？
話說回來，維倫紐瓦的《沙丘》和《星球大戰》不同，它並非那種充滿熱情與希望的太空電影。其基調更接近於瓦格納式的音樂劇，故事偏向陰沉，不乏與毀滅有關的暗示，配樂上以擊鼓聲、高亢的哀號與悲鳴為主。但影片帶來的視覺衝擊力也令人瞠目結舌，特別是酷似機械蜻蜓、速度奇快的小型飛機以及與舊版《毛骨悚然的驚奇故事集》（Thrilling Wonder Stories）的封面如出一轍的、氣勢恢宏的巨型太空戰艦。與赫伯特的書一樣，這部電影有意把節奏放得比較莊重，幾乎沒有幽默元素。生活是真實的，生活是嚴肅的，沒人能有多少樂趣。相應地，劇中人物要麼有一種貴族式的高傲，要麼在私底下揣測年輕的主角保羅·厄崔迪是否是Kwisatz Haderach（《沙丘》裡的神秘姐妹會的語言，意為“縮短道路”，指某種穿越時空的能力——譯註），這位應許的戰士先知將帶領堅強而獨立的弗瑞曼人戰勝殘暴的壓迫者。而其中最殘暴、最邪惡的敵人哈康連公爵（Baron Harkonnen）則居於黑暗之中，身體四周有煙霧環繞，並統領著一群光頭隨從，頗具象徵意義——這一怪誕形象代表著不受約束、無法無天的資本主義。
厄崔迪父子（圖片來源：豆瓣）
眾所周知，科幻小說之大談未來或另一個世界，都不過是表面功夫。實際上，不論是原著還是改編版電影，幾乎都總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評自身所處的時代。維倫紐瓦的《沙丘》甚至比原著走得更遠，觸及到了諸如生態學、氣候與環境保育、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殖民剝削、毒品文化、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宗教狂熱等當代人熱議的主題。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它還是一曲家庭生活的讚歌，充滿柔情地刻畫了萊託·厄崔迪（Leto Atreides）公爵對自己已經不再能理解的兒子保羅的愛，以及這位敏感的青年與其出色的母親、曾受過姐妹會專門訓練的妾室傑西卡夫人（Lady Jessica）之間親密而又偶爾緊張的關係。事實上，傑西卡可以說是這部電影裡最鮮活、最迷人的角色。在一個暴亂頻仍的世界裡，她總是能保持冷靜、自律與無畏，並且把這些品質傳給了保羅。
電影裡最具爭議的地方，或許就在於它和當代政治的關聯太強了，開篇的弗瑞曼人就身穿飄逸的中東長袍並戴著面紗。保羅在夢中遇見的年輕女子哀嘆自己原本美好的故土如何蒙受剝削與戰爭的蹂躪，她還很像《國家地理雜誌》封面上那個有著一雙穿透人心的綠眼睛的阿富汗女孩。當弗瑞曼人提到“馬赫迪（the Mahdi）”時，任何歷史學的學生都會想起那個以此為化名的、擁有超凡魅力的狂熱分子，正是此人煽起了19世紀阿拉伯的反英大起義，並引發了後來的喀土穆大屠殺。至於“香料”，大家只要想一想“原油”就行了。這部電影雖然號稱以戰勝恐懼為賣點，但它所呈現的衝突卻很像自由鬥士發起的十字軍遠征或宗教分子發起的聖戰。化用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的話來說，《沙丘》的核心與《伊利亞特》相似，它是一場針對力量（force）本身的全方位沉思。
契尼，保羅在夢中遇見的年輕女子（圖片來源：豆瓣）
作為一部小說，《沙丘》所獲得的讚譽從來不是無條件的。我認識一些的資深讀者、重度科幻小說迷就無法忍受它，認為赫伯特的行文技巧性太差，戰爭情節太沉悶，整本書晦澀而乏味。但科幻讀者本身就比較好鬥，爭論經常充滿火藥味，幾乎每個領域裡廣受好評的小說和系列都有論證有力、直言不諱的批評者：艾薩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曾被斥為“一代惡俗”；羅伯特·安森·海因萊因（Robert A。 Heinlein）的《星河戰隊》和《異鄉異客》則在鼓吹耀武揚威的沙文主義或某種60年代的自命不凡心態；賽繆爾·德蘭尼（Samuel R。 Delany）的《代爾格林》（Dhalgren）幾乎不堪卒讀，而吉恩·沃爾夫（Gene Wolfe）的《新日之書》太過瑣碎、神學色彩過濃並且有賣弄機智之嫌。這些批評或許都有其道理。但那些仍然極具爭議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沙丘》無疑屬於這一範疇——仍展現出了經久不衰的活力與相關性。它們依舊是——借用一個時髦的詞彙——對話的一部分（part of the conver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