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要如何共同面對氣候變遷:來自《白鯨》的教益

人類要如何共同面對氣候變遷:來自《白鯨》的教益

華納兄弟推出的電影《白鯨記》靈感即來自原著,格利高裡·派克在劇中飾演“亞哈船長”——它也許能為如今面臨氣候危機的讀者帶來一些啟示。 Fox Photos/Hulton Archive via Gett

身為一名關注19世紀的環境史家和學者,我(指本文作者Aaron Sachs)花了很多時間來思考過往如何能幫助我們應對當下的危機——尤其是氣候變遷。

1800年代也有許多可供借鑑的經驗,例如亨利·戴維·梭羅讚頌野性的名著《瓦爾登湖》以及生態學的興起,後者乃是專研依賴系統(interdependence)的科學。“我們或許都在同一張網裡,”查爾斯·達爾文的筆記本上也有這樣的隨想。

但我所提名的迄今為止最有幫助的“氣候寶鑑”可能會令讀者感到意外:赫爾曼·梅爾維爾的《白鯨》。

人類要如何共同面對氣候變遷:來自《白鯨》的教益

《白鯨》

[美]赫爾曼·麥爾維爾 著 羅山川 譯

後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21-8

《白鯨》出版於170年前的11月,是一部有關出海捕鯨生活的史詩式小說,它並不以實用價值而著稱,除非你正在找尋諸如怎樣擦洗甲板或是捕獵深海生物之類的小貼士。另外,我也絕對無意讓大家都回到燒鯨油的時代。

《白鯨》在當下之所以如此應景,是因為它大力倡導團結和堅韌。這些都是各個社會在應對氣候變遷的巨大威脅時所需培養的品質。這部小說並沒有直接給出什麼教導,但它也確實在提醒讀者:我們起碼還可以相互鼓勁,哪怕彼此都身處漩渦之中。

海里的存在主義者

氣候變遷涉及到人類難以理解的時間尺度和行星系統。但與此同時,它又不過是人類給自己招來的又一次挑戰,其導因則是各方面的社會失靈(societal failings)。

以此觀之,將氣候變遷視作某種古已有之的、使存在主義易於生根發芽的危機,可能比視其為全新的“生存威脅”要更有教益一些。根據學者沃爾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的說法,存在主義是關乎“恐懼、絕望、死亡與無畏”的哲學,其基本理念是承認你的道路荊棘密佈、前途未卜,但依舊堅持前行。

《白鯨》顯然極富存在主義色彩,雖然它的問世比存在主義這一術語的誕生要早將近一百年。現代存在主義的創始人之一、諾獎得主阿爾貝·加繆就公開承認,梅爾維爾對自己而言是一位思想上的先行者。而《白鯨》裡的兩名主角也是近乎於完美的存在主義者:敘述者以實瑪利和他的朋友、來自假想的科科伏柯島的魚叉手魁魁格。

在故事開始處,以實瑪利就明確地表現出他對人類境況之恐怖性的痴迷。他飽受抑鬱困擾、易怒乃至於有自殺傾向:“這是我靈魂中的一個潮溼而多雨的十一月,”他在第一頁就這樣說道,並且他發現自己“會在棺材倉庫前停下腳步”。他憎恨現代紐約人“綁在櫃檯上,釘在長椅上,緊抓辦公桌”的日常生活,他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出海。

當然,他也很快就在開闊的水域嚐到了瀕死的滋味。他和幾個船員在暴風的干擾下未能控制住他們追捕的那隻鯨魚。魁魁格用他們僅有的一盞暗淡的燈發出訊號,“在絕望中無望地抱著希望。”

獲救後不久,以實瑪利就找到了最有經驗的船員,確認了這種事情幾乎隨時都在發生,然後便下到船艙裡,在魁魁格的見證下“草擬了自己的遺囑”。“整個宇宙”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以他為代價的“巨大的惡作劇”,但他也發現自己可以在荒謬之中依然保持微笑:“那麼,我想,下意識地捲起夫拉克(frock,

一種流行於17-18世紀歐洲的男裝,為燕尾服的前身——譯註

)的袖子,就此平靜而專注地沉潛在死亡與毀滅之中。”

人類要如何共同面對氣候變遷:來自《白鯨》的教益

對鯨魚與捕鯨者而言,捕鯨皆充滿了危險。出自弗朗西斯·艾林·奧姆斯特德的《出海捕鯨驚魂記》。

無人之島

《白鯨》一再迫使讀者直面絕望。但閱讀它的過程卻並不因此而趨於陰暗,也不至於令人麻木——原因部分地在於梅爾維爾自己就是一位可靠的搭檔,這本書的絕大部分內容也透出一種強大的同伴之誼。

文學評論家傑弗裡·桑本(Geoffrey Sanborn)曾指出,梅爾維爾寫作《白鯨》就是為了“讓你的心靈成為一個更有趣以及更富愉悅感的地方”。“它關乎努力,”桑本寫道,“……在你的意識最深處去感受,此刻你至少暫時是不孤獨的。”

在展開他的命運之旅前,以實瑪利在捕鯨人教堂(Whaleman’s Chapel)注意到,“每個沉默的崇拜者似乎都故意不和別人坐在一起,好像每一份沉默的悲傷都是孤立且無法傳達的。”但在這些人登上他的船以後,他卻發現所有船員突然“融為了一體”,這要歸功於他們共同的目標感和對前路之危險的認識。他在抹香鯨的“廣大群體”中看到了同樣的團結,儼然“它們當中的眾多國家業已立下莊嚴的同盟和誓約以謀求互助與防衛”。

眼下全球各國正需要這種互聯感(sense of interconnectedness)。在11月初剛拿起《白鯨》這本書時,我幾乎立刻就想到了當時在格拉斯哥舉行的氣候變遷會談——以及魁魁格的小島之家。我又很快地聯想到,魚叉手乃是絕妙的象徵,恰好可以代表一個面臨海平面上升之威脅的國家。

“這是一個相互的、股份制一般的世界,每個節點都是如此,”以實瑪利如此設想魁魁格在小說裡某處的發言。“我們食人族必須幫助那些基督徒。”這句話頗有震撼性,也凸顯出梅爾維爾本人的見解:魁魁格被書中許多人物視為“異端分子”,實則是其中最講道德的角色。

但格拉斯哥的情況就不妙了,富國對相互援助之需要的認識還不夠。儘管它們不成比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很大程度上就是窮國不成比例的痛苦的根源,而它們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渡過難關的資金也遠遠低於所需——這說到底會反噬到每個國家身上。

《白鯨》的真正核心在於魁魁格與以實瑪利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二人的命運彼此交織,魁魁格是以實瑪利“不可分離的雙胞胎兄弟”。在某個場景裡,魚叉手(指魁魁格)懸在水面上,身上有一條繩索與以實瑪利相連,如此一來“要是魁魁格運氣不好沒能再浮上來”,我們的敘述者也將隨之跌入海中。

在小說結尾處,所有捕鯨人都落海喪生了,只有以實瑪利活了下來。救下這位敘述者的,正好是魁魁格自己為自己雕刻的棺材,這副棺材後來又被交給大副,以替代一隻遺失的救生圈。《白鯨》有許多地方都難免含糊,但其象徵意義依舊明瞭:將死亡納入考量併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這一古老的求生之道。

魁魁格所受的教養令他能直面現實生活最艱難的一面。以實瑪利就飽含敬意地提到,這位魚叉手“沒有文明人的虛偽和不動聲色的欺瞞”,也沒有抵賴的習性。他非常享受給自己雕刻棺材的過程,在躺進棺材裡測試其是否合身時,他還發著致命的高燒,但卻表現出一副全然“鎮定的面貌”。“它會派上用場的,”他喃喃自語道;“沒什麼大不了的。”

面對恐懼時的存在主義決心、敢於犧牲以及謹慎周到的遠見,正是魁魁格的過人之處。這也許能帶來一些啟發。應對氣候變遷的關鍵並不在於某些宣佈要拯救地球的抽象禁令,它關乎承認相互依賴性和共同性(commonality)以及承擔責任。一言以蔽之,它關乎怎樣報答魁魁格的眷顧。

本文作者Aaron Sachs系康奈爾大學歷史與美國研究教授。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