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朋友不止一次問過我，圍繞莫言說了這麼多，你為什麼總是繞開莫言的獲獎感言呢？其實我很早就亮明自己的觀點了，我既不是莫言的鐵粉，更不是朋友們話裡話外所說的莫言的忠實擁躉。之所以我的觀點看似傾向於莫言，主要還是因為我以為被西方把持一百多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終於被我們中國人攬入懷中了。這份榮譽應該值得我們所有炎黃子孫共同來珍惜。
說到飽受爭議的“講故事的人”裡的故事，我提請朋友們儘量不要只從故事表面去解讀，應該透過莫言像老太太拉家常一樣的絮叨，琢磨一下莫言透過普普通通“家長裡短”的描述，究竟想讓我們這些看故事的人讀懂哪些問題。儘管我們對諾獎頒獎詞頗有微詞，儘管我們對瑞典皇家文學院頒發的這個諾獎心存芥蒂。儘管那個別有用心的瓦斯特伯格的“借題發揮”點燃了我們壓抑不住的“反感”。但我們應該明白一點：儘管在我們眼裡，諾貝爾文學獎好像並沒有多麼厚重，可她畢竟是國際性的世界大獎。稍微頭腦清醒一點的人都應該清楚，“東家長西家短，十隻蛤蟆八隻眼”只適合於茶餘飯後的消遣。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那樣的國際場合，即使那些西方人時間再富裕再閒的無聊，也不可能有耐心聽你毫無意義的嘮叨個沒完。所以我認為，莫言“講故事的人”裡絕非是簡單的故事，一定有他更深一層的含義。
這裡我們不妨把莫言故事中的兩個拿出來試著做一下簡單梳理。
其一：“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裡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捨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眼淚。我還看到真哭假哭的一片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眼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裡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個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後，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愧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人不哭”。
我認為，當一個人哭的時候，應該是他內心深處情感的真實流露，而老師引領下的哭，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不需要任何演技的表演方式。故事中“捨不得擦掉臉上的淚水”是“為了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更是比“表演”更虛假的矇混手段。其中另一個“臉上沒有一滴眼淚，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的同學眼睛裡的驚訝與困惑。不正從反面印證了“我們”的不真實嗎？可悲的是：在那種環境裡，不真實的“我們”可以用“表現”用“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來顯示自己的入鄉隨俗隨遇而安。而驚訝困惑中的真誠，卻無意中無辜地受到處分。我想，莫言是有意用“多年後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來表明對受處分的同學，對真實的歉意。同樣也是用“懺悔”在陳述，儘管不真實可以苟存於世，因為失真遭受良心譴責的陰影是永遠揮不去的。
其二：“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幹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幹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於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風捲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意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倒塌”。
這個故事向我們揭示了什麼？扔草帽表面上看起來公平合理，可在災難來臨的時候，是不是有個別人會丟掉自己的良心？當日常工作出現失誤，即將面對懲罰的時候，包括現在現實生活中的我們，又有多少人會勇於承擔該負起的責任？莫言這個小故事的簡單情節，“拋草帽”不過是一枚道具，只有頗具心機的“高智商”的人，才會在“規則”裡把“拋草帽”的力度拿捏的恰到好處。因為他們明白，只有把“拋草帽”掌控到即能讓別人看到丟擲去了，還不能刮出廟門，這樣才能“公平公正”的保護好自己。而那個心地樸實厚道把草帽丟擲門外的人，顯然稀裡糊塗成了這幾個“聰明人”的代為受過之人。好在精彩的是：莫言在這裡魔幻地借用老天的力量，把這幾個城府頗深的“聰明人”狠狠戲弄了一把，“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倒塌”。莫言對故事作這樣的處理想要說明什麼？以我的猜測，莫言不過是在詮釋一個“好人有好報”的古老話題：而那幾個算計人的人，算來算去把自己算在了倒塌的破廟裡。一向不被人們抱什麼希望的老天，看來陰差陽錯中也樂於保護善良忠厚的老實人。把這兩個故事串聯起來分析，應該是莫言對“真善美，假惡醜”的別具一格的剖析。
不知道在莫言講故事的過程中，有一個細節是不是引起了朋友們的注意。莫言在提到他母親的時候，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我母親生於1922年，卒於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裡，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後，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徵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裡，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們在分析莫言的時候，無論是一個情節還是一段話，總免不了會引起心絃正反兩個方面的共振。我不知道莫言的這一段描述，在朋友們那裡會引發怎樣的聲音。這裡我只想簡單談一點我的看法，莫言母親從1994年過世，到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的短短十幾年時間，他母親的骨殖有可能腐化到和泥土混為一體的程度嗎？好些遷墳的人家，過世幾十上百年的先人骨殖都能收斂起來。莫言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敘述處理呢？我以為莫言很可能是為了呼應下面的一段話：“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他的母親和大地混為了一體，大地應該是我們和莫言共同的母親。從莫言對母親傾訴的字裡行間我們是不是能感受到，莫言應該是多麼的深愛他腳下的這一片土地？讀懂了這些，誰還能說莫言刻意迎合西方口味抹黑自己的“母親”？誰還能說莫言不熱愛自己的祖國？誰還能說莫言不熱愛腳下這一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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