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講究進可攻，退可守，處理問題也是如此。一個成功的人，處理任何問題都不可魯莽行事，他不但要考慮問題的成因、結果，權衡問題的利弊得失，而且還要考慮處理問題的進退之道，即處理問題從哪裡入手，如何處理問題所涉及的人或事，出現麻煩時如何應對，如何給自己留出退路，做到進退自如，立於不敗之地。
常言說：“話不投機半句多。”處理問題也是如此，如果不找準機會，貿然處理，就可能出現受累不討好的情況；如果能見機而行，效果就大不相同了，有時在通常情況下難以處理的問題，由於找準了機會，可能就輕易地成功了。
范雎入秦時，秦昭王在位已36年，國勢強盛。秦軍南伐楚國，力拔鄢、郢兩座重鎮，幽死楚懷王於秦；又揮師東指，連連大敗強齊，並數困魏、韓、趙“三晉”之兵，使魏、韓二君俯首聽命。秦廷上下雖人才濟濟，但“四貴”掌權，排斥異己；秦昭王深居宮中，又被權臣貴戚所包圍，再加上活躍在戰國時期政治舞臺上的謀士說客多如過江之鯽，難免魚龍混雜，良莠不分。秦國上層統治集團對一時之間來自諸侯各國的賓客辯士並沒有多少好的印象，以為無信者居多。因而，儘管范雎用盡心機，還是難以躋身秦廷，向秦昭公陳述安邦治國之大計。
有一次，范雎求人向秦昭王舉報家門。說道：“現在魏國張祿先生，智謀出眾，為天下辯士，他要拜見大王，聲稱：‘秦國勢如累卵。失張祿則危，得張祿則安。’然其言只可面陳，不可代傳。”顯然，范雎此舉分明是故作危言，聳人聽聞，意在引起秦昭王的重視。然而秦昭王卻以天下策士辯客往往如此，並不去理睬，任你千條妙策，他就是不聞不問。就這樣，范雎住在下等客舍，粗茶淡飯，在焦慮煩躁中度過了一年的時光。
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秦丞相相侯魏冉舉兵跨韓、魏而攻齊，奪取剛、壽二地，以擴大自己的疆域，從而進一步增強自己的實力，這就給范雎攻擊政敵提供了借題發揮的機會。他在一年來對昭王內心世界的瞭解、分析和判斷的基礎上，果斷而大膽地再次上書昭王，闡明大義，直刺時弊而又緊緊抓住昭王的心病。
他在信中說道：“我聽說英明的君主執政，對有功於國者給予賞賜，有能力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祿厚，才高者爵尊。故不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也不得蔽隱。而昏庸的君主則不然，賞其所愛而罰其所惡，全憑一時感情使然……我聽說善於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於國，善於使國家殷富者大多取之於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那麼諸侯便不能專權專利，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明主善於分割諸侯的權力。良醫可以預知病人之死生，而明主可以預知國事的成敗。利則行之，害則舍之，即使是舜禹再生，也不能改變呀。有些話，在這封信裡我是不便深說的，說淺了又不足以引起大王的注意……我希望大王犧牲一點遊玩的時間，準我望見龍顏，如果我所講的對於治國興邦之大業無效，我願接受最嚴厲的懲罰。”
范雎的這篇說詞，表達了兩點頗為可貴的思想。其一，他力主選賢任能，獎勵軍功、事功，反對用貴任親。這在血緣關係紐帶又粗又長的早期封建社會里，無疑是閃光的思想。其二，他抨擊了權貴專權專利的現象，指出了枝繁幹弱的危害，這對於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君主的統治地位，無疑是極有見地的。而且，此語擊中了秦昭王的心病。秦昭王處在宗親貴戚的包圍中，貴族私家富厚日趨重於王室，早已有如芒刺背之感，對這樣的諫詞自然十分關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雎在信末所說，“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以收，”故作含蓄隱秘之語，誘使秦昭王浮想聯翩，吊起他的胃口；緊接著又信誓旦旦地宣揚其言的絕妙效用，足以振聾發聵，迫使秦昭王不得不召見他。
果然，秦昭王見信大喜，傳命用專車召見范雎。范雎進入秦宮，早已成竹在胸，佯裝不知地徑直闖進宮前禁地“永巷”。見秦昭王從對面被人簇擁而來，他故意不趨不避。一個宦官見狀，快步趨前。怒斥道：“大王已到，為何還不迴避！”范雎並不懼怕，反而反唇相譏道：“秦國何時有王，獨有太后和相侯！”說罷，繼續前行不顧。范雎此舉是冒一定風險的。然而范雎這一句表面上頗似冒犯的話，恰恰擊中了昭王的要害，收到了出奇制勝的效果。昭王聽出弦外之音，非但不怒，反而將他引入內宮秘室，屏退左右，待之以上賓之禮，單獨傾談。
范雎頗善虛實之道，並恰到好處地一張一弛，秦昭王越是急切地請教高見，范雎越是慢條斯理地故弄玄虛。秦昭王畢恭畢敬地問道：“先生何以教誨寡人？”范雎卻一再避實就虛，“唯唯”連聲，避而不答。如此這三次，最後，秦昭王深施大禮，苦苦祈求道：“先生難道終不願賜教嗎？”
范雎見昭王求教心切，態度誠懇，這才婉言作答：“臣非敢如此。當年呂尚見周文王，所以先棲身為漁父，垂釣於渭水之濱，在於自知與文王交情疏淺；及至同載而歸，立為太師，才肯言及深意。其後，文王得功於呂尚，而最終得以王天下。假使文王疏於呂尚，不與之深言，那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王、武王難與之共建王業。”范雎有意把眼前的秦昭王與古代的聖賢相連，既滿足了秦昭王的虛榮心，又激勵他禮賢下士。范雎還以呂尚自況，把自己置於賢相的位置，昭王卻之，即等於自貶到桀、紂行列，這無疑能使對方就範，談話自然會按著他的意思進行下去。接著范雎談到自己，說道：“臣為羈旅之臣，交疏於王，而所陳之詞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雖然願效愚忠，卻未見大王之心，所以大王三問而不敢作答。臣非畏死而不進言，即使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也在所不辭。然而，大王信臣，用臣之言，可以有補於秦國，臣死不足以為患，亡不足以為憂，漆身為癲，技發為狂不足以為恥。臣獨怕天下人見臣盡忠身死，從此杜口不語，裹足不前，莫肯心向秦國。”這番慷慨悲壯之詞更進一層，先是披肝瀝膽，以情來感召昭王，接著說以利害，以殺賢誤國震懾昭王，給自己的人身、地位爭取了更大的安全係數。
經過充分的鋪墊，范雎最後才接觸到實質問題，點出了秦國的弊端隱患：“大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諂，居深宮之中，終身迷惑，難以明斷善惡。長此以往，大者宗廟傾覆，小者自身孤危，這是臣最恐懼的。”
其實，上述之弊端雖確有之，但並非治理秦國的當務之急。范雎所以要大論此事，意在用“強幹弱枝”來迎合昭王。與此同時，也藉以推翻范雎將來立足秦廷的政敵，從而確立自己在秦廷的地位。只要地位確立了，其他一切都可以順理成章。謀略家們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見一斑。
正因如此，才使范雎言必有中。秦昭王推心置腹地答道：“秦國僻遠，寡人愚下。如今得以受命於先生，真是三生有幸。自此爾後，事無大小，上至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悉教寡人。萬勿疑慮。”
【人生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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