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A週刊》編輯部的面試通知時，我從上一家公司領到的遣散費已經快花完了。我很希望得到這份工作，不僅因為缺錢，還因為我在家裡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父母對我失業的焦慮漸漸轉變為生氣和失望，家裡的氣氛變得有點怪異。

在賦閒的3個多月裡，我每天7點起床，吃完早飯就開始上網刷招聘資訊。雖然發出的簡歷越來越多，得到的回覆卻越來越少。為了避免成天待在家裡，我常常一早就出門閒逛。

儘管我穿得像個上班的人，但走在街上總覺得每個人都能看出我是個失業者，別人步履匆匆的樣子也會讓我自慚形穢。所以我儘量去人少的地方，比如免費開放的博物館或公園。週一是最難熬的，因為週一是很多場館的休息日，可去的地方很少。週末會讓我感覺好一些，因為週末大家都休息，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

有時我會在一些地方碰到和我一樣為了逃避家人而四處閒逛的失業者，我能辨別出他們，我想他們也能看穿我的底細。我們會避免目光接觸，就像避免觸碰別人的傷疤。

去《週刊》面試那天，我早到了40分鐘。為了打發時間，我在編輯部所在的那幢樓附近繞了幾圈。我留意了一下附近的便利店和小飯館，想象如果以後來這兒上班，我要去哪兒買菸，去哪兒吃飯。

我提前10分鐘進了電梯。電梯裡打掃得很乾淨，三面牆都是鏡子。我對著鏡子整理了一下頭髮和衣服，那天我穿著黑色西裝和淺藍色襯衫，沒打領帶。黑色的雙肩包裡只裝著一個資料夾，夾著我單薄的履歷和幾篇練習稿。

編輯部的大門很不起眼，鋁合金的門框框著兩扇對開的玻璃門，門楣上貼著銅製的門牌號。透過佈滿手印的玻璃門，能一覽無餘地看到辦公室內部，裡面有五六個人在上班。我推開門走進去，站在門口環顧四周。這間辦公室大約有七八十平，有幾個給領導坐的玻璃隔間，其他空間被藍色隔板隔成了工位。地上鋪著菸灰色的化纖地毯，又薄又硬，踩上去哧啦哧啦響，像踩在一層瓜子殼上。

大部分工位是空的，只有五六張桌子上有電腦。這些電腦的尺寸和外觀五花八門，有的是新機器，有的很舊，螢幕邊框上貼著花裡胡哨的貼紙，髒兮兮的。一些辦公桌上堆著用過的矽膠槍和纏繞在一起的網線，空氣中漂浮著塗料和傢俱的氣味。眼前的一切都讓我覺得倉促和廉價，我有點洩氣，但還是打起精神對一個經過我面前的姑娘說：“我是來面試的。”

那姑娘很年輕，扎著馬尾辮，白色T恤掖在牛仔褲裡，顯出她纖細的腰身。她看了我一眼，然後扭頭對一個玻璃房間叫了一聲：“孫總，面試的來了。”

裡面的男人從辦公桌後面站起來，走到房間門口，招招手示意我過去。

孫總看起來有二十六七歲，身材勻稱，髮型短而時尚，上了髮蠟，雙眼靈活有神，嘴角掛著微笑。他穿著一件做工考究的襯衫，袖口上戴著2顆金色袖釦，皮帶是奢侈品牌的，格子西褲上留有摺痕。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初出茅廬創業的公子哥，是這個辦公室裡最貴重的東西。

他花了幾分鐘看了我的簡歷和習作，然後抬起頭問我：“你會開車嗎？我們這個刊物是關於汽車的。”

“現在還不會，但我對汽車很感興趣，如果有幸能來上班，我會盡快去學車。”

他看著我，不置可否。我投的職位是“編輯和記者”，要寫汽車方面的內容，不會開車是個硬傷。他又問了我一些常規問題，我覺得他開始禮貌地敷衍一個不會錄用的應聘者了。

“先這樣吧，有訊息我們通知你。”他站起來和我握握手，把我送出他的玻璃房間。

我猜他們不會聯絡我了。這家公司給我的印象很一般，它不像個編輯部，很難想象在這樣一個辦公室裡，靠這幾個人能做出一份週刊來。不錄取也好，我安慰自己。然而在走出大樓的時候，我還是感到了沮喪，手頭沒有其他面試機會了。一份工作不管好壞，它畢竟是一份工作。

那天晚上，《週刊》的一個姑娘打電話通知我被錄取了，問我明天能否去上班。掛了電話我很興奮，感覺心頭的霧霾被一掃而空。我興高采烈地把這個訊息告訴了父母。但當我冷靜下來，仔細想這件事情的時候，又覺得喜憂參半。我不知道自己要去的究竟是一傢什麼樣的單位，心裡很不踏實。

第二天我去上班了，我是編輯部裡的第6號員工。1號孫總是我們老闆，3號大偉是設計師，4號欣欣是銷售經理。5號小藝是行政、兼前臺、人事、出納，打電話通知我來上班的就是她。2號劉總是合夥人，兼職，平時不在公司。

後來我大致搞清了這家公司是幹嘛的。孫總和一家正規報社談成了合作，我們每週做幾頁報紙，夾在人家的報紙裡發行，靠拉廣告掙錢。那家報社之所以和我們合作，除了廣告分成之外，也指望我們用汽車方面的內容充實他們的版面。

公司很快又招了一批新人，其中有2個和我一樣是“編輯和記者”；1個設計師；還有五六個銷售員。人一多，公司熱鬧起來。但是包括孫總在內，大家對做報紙都是外行。同事裡有個女編輯據說曾在報社幹過，但我和她接觸不多，不知她業務能力如何。

我們打算在2個月內推出第1期報紙。我們報選題，約採訪，寫稿件，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我從網上查到一家汽車經銷商的電話，打過去約採訪。他們老闆是一位臺灣女士，爽氣地答應了。大偉和我一起去。大偉和我年紀相仿，偏瘦，長髮，留著胡茬，長得有點像美國影星約翰·德普。那天他特意穿了一件攝影師馬甲，帶了一臺鏡頭粗壯的單反相機，看起來很專業。

經銷商的門店在市中心的黃金地段，門面很氣派，店裡展示著幾輛豪車，漂亮的導購小姐們比我和大偉高半頭。我們採訪的那位女士年齡在50歲上下，身穿套裝，圍著絲巾，用的香水味道淡雅。

她說話挺客氣，“請問你們《週刊》在哪裡可以買到？我們同事去了好幾家報亭都沒有看到。”

“我們是剛剛創刊的媒體，正在做第1期內容。你們在業界名氣很響，所以我們想在第1期上寫關於你們的稿子。”我說。

她微笑著點了點頭。我趕緊開啟準備好的採訪提綱，開始向她提問。

大偉端起相機圍著我們咔嚓咔嚓拍照。

完成第一次採訪後，在回公司的路上，大偉對我打開了話匣子。這讓我有點意外，又有點受寵若驚。此前他很少和我說話，我們之間好像隔著一層看不見的牆。我記得第一天到編輯部上班時，我跟著他和欣欣去地下室的食堂吃午飯。欣欣又高又胖，整天樂呵呵的，跟人自來熟，天生是塊幹銷售的料。大偉卻給我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他和欣欣有說有笑，對我卻很冷淡。

此刻，我想大偉和我一樣，因為剛完成一件艱鉅的工作而如釋重負，渴望說話。

“你剛來的時候，我覺得你很拽，”大偉說，“現在看來你跟我一樣，不是拽，是怕生。”

心裡的堅冰被打破以後，大偉一反常態，和我聊了很多。我和大偉一拍即合，因為我們的性格和三觀非常相近。

在我們緊鑼密鼓地準備第1期內容的時候，銷售部傳來了好訊息。欣欣在沒有樣刊的情況下，談成一筆幾千元的廣告業務，這是公司的第一單收入。那天下午，公司裡開了個簡短的慶祝會。2號員工劉總也來了，我久聞他的大名，那天終於見到了他的廬山真面目。

劉總大概二十七八歲，長得像古天樂，開會時總帶著一本皮封面的厚厚的筆記本。他主要管銷售部的事情，平均每週來一次公司，來了就和銷售部同事開會。他常給銷售員們講技巧、談經驗。

有次開會，他對銷售員們說：“我看你們有些人居然連筆記本都沒有，拿兩張列印紙記東西，這樣是成不了成功的銷售員的。你們要隨時帶著筆記本，隨時把有用的東西記下來。你們看我這個本子，”他揚了揚自己的筆記本，“我每年都要用完一本。從我上班的第一年到現在，每年寫完的本子我都好好儲存著，這都是財富！”

幾位銷售員聽了心悅誠服地點點頭。

第1期的內容終於湊齊了，稿件交到設計部，大偉他們加班排版。大家圍著電腦看效果圖，感覺挺不錯，我們都覺得很振奮。報紙很快被印出來了，大部分報紙被送去了派發的地方，有幾捆被送來編輯部。我們開啟報紙一看，心一下子涼了，因為它看起來不像報紙，更像是大號的直郵廣告。

報紙排版有它的特點，用的字型和字號都有一定規範，如果設計上不按慣例來，看起來就不像一張報紙了。除了版式上的問題，這一期在內容上也有選題混亂，文字風格隨意等缺點。我們在電腦上看效果圖時，好像一切都還好，但看到真正的印刷品時，很多東西就變得刺眼，變得難以忍受了。

拿到報紙後，辦公室的氣氛很消沉，大家心裡都不好受。大偉認為自己在設計上有很大責任，主動去找孫總，要求承擔這期報紙的印刷費用。

孫總拍拍他的肩膀，“這不是你一個人造成的，這張報紙是我們大家一起做出來的。學東西要交學費，這個學費應該由公司來承擔。”

第一期報紙的失誤給我們帶來的影響是災難性的。與我們合作的報社對我們的專業能力產生了懷疑。銷售員拿著這份報紙當樣刊展示給客戶，效果不好。

我們的團隊士氣低迷，好像不管做什麼都是錯的，大家都變得畏手畏腳。有個可怕的訊息在公司裡不脛而走，公司賬上已經沒多少錢了，有人說還能撐3個月，也有人說1個月後我們就會斷糧。

公司裡開始有同事辭職。首先是銷售員，他們的底薪很低，提成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但即便是銷售部業績最好的欣欣，兩個多月來也只簽下屈指可數的幾單，每單也只有幾千元。有的銷售員從進公司以來一筆業務都沒談成。銷售員們盼著報紙發行後局面會有改觀，而實際情況是，在第一期上登廣告的客戶看到樣刊後都沒有續約，新客戶更是無從談起。

每週都有銷售員辭職，留下的空缺沒人補上。好在欣欣還在，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走，以他的能力應該很容易找工作。

那位有報社經驗的同事也辭職了，走之前她曾和我聊過。“我們的做法太業餘了，不管是人員配置，還是工作流程，都不太對。”她說，“如果招幾個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進來或許還能試一試，要是繼續以現在的團隊來做，估計做不出什麼東西。”

我知道大偉不會走，他說：“我來這家公司是孫總把我挖來的，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公司再難，我也不會走，我不能扔下朋友不管。”

大偉問我想不想走。我說想走，我們編輯這一塊的工作已經沒什麼章法了。我告訴他，“我到這裡來應聘之前，曾投過很多簡歷。有一家廣告公司當時沒回復我，但是最近聯絡我了，讓我去面試，我想去看看。”

我請了半天假，去這家廣告公司面試了，過了幾天收到了他們的錄取通知。

我很怕當面向老闆辭職，於是寫了一封很長的辭職信，請大偉轉交給孫總。後來聽大偉說，孫總看完這封信，一言不發地在他辦公室裡坐了很久。我忘了自己在那封信裡寫了些什麼，2002年的我，很可能寫了一堆自以為是的廢話，除了刺痛孫總的心，什麼用也沒有。

又過了兩個月，《週刊》倒閉了。孫總、大偉、欣欣、小藝，大家各奔東西。他們都很能幹，後來各自闖出了一片天地。我和大偉直到現在還有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