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父親，出現在我腦海裡的總是那個影象：中等個子，微胖，有點羅圈腿，面色紅潤，聲音洪亮，幽默樂觀。即使進入古稀年齡，還是一表人才。據母親講，父親的腿原來不是這個樣子。有一年冬天，父親趕著毛驢去山上馱炭，回來時經過陽武河時，那毛驢走到河中間，突然打了個趔趄，就倒在當河裡，父親急得跳進湍急的河水，拽著毛驢的尾巴，硬是把它拽了起來，避免了毛驢和籠馱被沖走的危險，其父親

結果是父親的雙腿從此落下了毛病。父親定格在我腦海裡的形象是灰色的。灰色的棉衣灰色的棉褲，戴一頂灰色的棉帽子，連那雙棉鞋也是灰色的。我見到他的時候，是在我們村和施家野莊交界處的那條水渠旁。那時，69歲的父親背上馱著一卷同樣是灰色的鋪蓋，行走在那條灰色的土路上。那天的天也是灰色的，揹負鋪蓋的父親從南邊一步一步走來，像一條蟲子在蠕動。等到我們相遇後，我從父親的背上取下鋪蓋，放到自己的背上，我看到父親脫下帽子，用手擦了擦臉頰上的汗。我和父親一前一後回到了他離開6年的家。不過，這個家是原來生產隊的隊部，出事的幾年後，我們從那個家搬到了這裡。那是1969年的春天。父親在接受了6年的改造之後終於刑滿釋放。我們之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去接父親，是因為沒有人通知和告訴我們，我們不知道父親哪一天出來。父親入獄是因為持刀行兇。1963年的那個春天的某一天，63歲的父親用菜刀砍傷同村一個36歲的男人。父親那時已經老了，如果兩人掉個個兒，那就不僅僅是傷了。我記得那張廉價的粉連紙判決書上油印著幾句話，大意是某某某破壞春耕工作，用刀砍傷某某某，根據什麼，判處6年有期徒刑。那時人們說到這件事，總是歸罪於父親的脾氣不好。多年之後，我才明白，事情的根本原因並非這個。那天父親叫村裡的幾個人到家裡打麻將，為的是收幾個地皮錢。那個喝了點小酒的人去了我家，把麻將攤給抖了，人們當時誰也沒有吭氣，看他走了，就拾起了散落在地下的麻將，重新開攤。誰成想，那人又返了回來，再次把桌子上的麻將給扒拉了。這時父親忍無可忍，從風箱板下面抽出了菜刀。其實，那人之前和父親沒有任何過節，他所以這樣做，不是出於對賭博的痛恨，而是想讓這幾個人去他家玩。他也想掙幾塊錢。歸根結底，大家都是為了幾塊錢，真正的根源還是因為貧窮所逼迫。在我的印象中，父親算盤打得噼裡啪啦，毛筆字寫得像模像樣，智商也不在一般人之下，可我們家的光景過得披片棲糠，常常是吃了上頓沒有下頓。那時候大家都窮，而我們家屬於全村的最窮。房無一間，地無一壟，我從小就竄房簷（借別人的房子住），從村東竄到村西，一共竄了十幾家，一直竄到我們把母親接走。父親做買賣，常常是被人堵在家裡要債，也沒見他賺過什麼錢。記得父親賣過瓜子，隊裡的毛驢死了後賣過驢肉，崞山寺四月十八趕會時賣過麻葉粉湯，還賣過酒。賣酒的那個時候，我已經十幾歲了，那個叫富嘉的男人常常到家裡來討債，父親沒錢，那人就坐著不走，還在我家吃過幾頓飯。父親從他那裡拿了酒賣，賣的錢家裡花了，結果就出現了那個結果。那時候父親做買賣常常是拆了東牆補西牆，補著補著哪個牆也沒了。我們家那時候稱得上是真正的一貧如洗。原來有房有地的光景，後來都沒有了。用老人們的話講，是討吃回來連個立棍子的地方也沒有。其實，也用不著，因為我們窮得連條棍子也沒有。其實，我們家曾經是村裡數一數二的富戶。當年，二十多的爺爺就是歸化城一家金貨鋪的掌櫃，回家時坐著轎車，歸化城到崞縣七百里呢！我們家的大門可以走車，門口有上馬石。那是一處兩進院，有廂房，有抱廈，有石碹加磚門面的窯洞，有上好的水澆地。不過，這些都讓父親在土地改革前就賣得一乾二淨。年輕時我曾經慶幸，父親能掐會算，有先見之明，知道如果不把這些家產踢打幹淨，後來的家庭成分不是地主也是富農。有時候也埋怨父親賣得太乾淨了，連一間遮風避雨的茅屋也不留下，讓我們多年來到處竄房簷。直到前年，因為寫一篇文章，我在原平遇上了同村的補全叔。補全叔那年已經九十多歲了，是全村年齡最大的老者，且思維敏捷，記憶尚可。我當年就出生在他家的東房裡。當我問及父親當年為什麼會把家產賣掉時，補全叔說，是因為一貫道。和許多人一樣，父親那時也入了一貫道，並且還是個小頭目——壇主。為了表示自己的忠誠，就把全部家產變賣，將款捐給了道會。補全叔還說，他父親當時也準備賣掉自己的房子，是他母親死也不讓，才沒有賣成。補全叔的話如醍醐灌頂，幫我解開了多年來深受困惑的難題。我想，這或許就是信仰的力量。1969年春天，刑滿釋放後的父親在村裡待了3年，於1972年去世。父親的去世同我有關。1971年後半年，我曾經在一個叫石豹溝的煤礦當了半年的協議工，每月五十多元的工資。當時我們在那裡是給人家礦上蓋一所醫院，當的是建築工人，做的是和泥搬磚壘石頭之類的活兒。這活兒一到了冬天因為寒冷就不能幹了，就放了假，當時說好來年春天再續訂合同。結果在續訂合同時我的那個名額被人給頂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份工作給丟了，父親為此很是惱火，那個春天的某天，父親坐著生產隊的平車去了縣裡，去那裡找他在縣委工作的外甥，也就是我的表兄。結果連人也未見著，就猝死在那裡的醫院。也就是在那年秋天，在太原西山煤礦當工人的哥哥的幫助下，我去西山煤礦當上了正式工，可那時我們和父親已經陰陽兩隔。從那時開始，我的身份得以改變，離開了出生乃至成長的地方，也是從那個時候起，當年的家變成了故鄉。我雖然端上了鐵飯碗，掙上了工資，可對於父親來講，已經失去了意義。如果說有，那就是我後來娶妻成家，有了一雙兒女，延續了我們家的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