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危機和大蕭條是兩個概念。經濟危機是經濟失衡而不是市場失靈，是某些因素造成的集體誤判。大蕭條是市場失靈的現象，意味著自由市場失去了自我調節能力。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都是先分析大危機，再分析大蕭條。
先看看奧地利學派的見解。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對經濟危機的過程做出了完整的解釋，一度成為一種預測。
是什麼導致了1929年的大危機？是什麼導致了企業家的集體誤判？奧派認為，這源於人為干預導致的信貸過度擴張，進而扭曲市場價格和生產結構，導致企業家集體誤判。
米塞斯借用了波姆巴維克的資本理論和維克塞爾的貨幣與利率關係理論。他解釋說，當政府擴大信貸時，市場利率偏離了自然利率，扭曲了價格訊號。企業家被低利率吸引來發放貸款，同時被價格訊號誤導，他們擴大自己的產業，投資於更先進/週期更長的生產行業。由於銀行收縮信貸，融資成本上升，債務負擔加重，一旦企業家的成本難以收回，現金流斷裂，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經濟危機爆發。
在此基礎上，哈耶克強調了信用擴張的實際儲蓄和生產結構的時間維度，並在《價格與生產》［2］中詳細描述了商業週期的過程。他強調，銀行擴大信貸必須基於實際儲蓄，而不是自己創造貨幣。自己創造貨幣會扭曲利率和商品價格，企業家會根據錯誤的利率和價格訊號做出錯誤的跨期配置決策。
在美國期間，哈耶克認為，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經濟繁榮源於不真實儲蓄的信貸擴張，這是不可持續的。
然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必須解釋一個問題，那就是當時美國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是否建立在不真實儲蓄的基礎上。
事實上，從美聯儲的建立到大蕭條，它都在追求經典的清算思想。起初，美聯儲發行貨幣的大部分邏輯來自實際需求和實際儲蓄。它的邏輯是這樣的，商業銀行吸收票據作為抵押品向市場提供貸款。這是真正的貸款，商業銀行提供的貸款也來自真正的儲蓄。商業銀行然後用這些票據作為抵押品向美聯儲申請貸款。美聯儲的聯邦基準利率大部分是由再貼現利率調節的，大部分再貼現來自銀行貼現票據的貸款。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貨幣發行邏輯。
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末，美聯儲並沒有完全實施這種貨幣發行邏輯，主要原因是黃金儲備的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許多歐洲國家的債權國，大量黃金流入。當時美國實行金本位制，大量黃金湧入，美元升值壓力加大，給美聯儲帶來了問題。美聯儲不得以不同的比例擴張美元。資料顯示，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美聯儲的黃金儲備總量增加了47。5%，導致貨幣供應總量增加了62%。美元擴張可能導致美元貶值，引發通貨膨脹。為了減輕通脹壓力，美聯儲支援商業銀行向各國發放大量貸款，試圖透過國際信貸的方式將美元流出美國。1925年，紐約銀行和摩根公司向英國貸款3億美元。隨後幾年，他們還相繼向比利時央行、義大利央行和波蘭央行提供貸款。
然而，大量因黃金流入而積極超調的貨幣仍留在國內市場，降低了市場利率。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美國的利率很低，應該低於自然利率。低利率降低了再貼現利率，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的警戒線，使銀行在緊急情況下向美聯儲放貸時可以避免擔心高利率。資料顯示，直到1929年，再貼現利率才從5%提高到6%。
大量資金流入股市，刺激股價上漲。1928年下半年，股價上漲了20%，這與美聯儲的運作是分不開的。美聯儲承諾併購買了超過3億美元的承兌匯票，這極大地刺激了股市情緒。12月31日，貨幣供應總量達到730億美元，是上世紀20年代資產泡沫的頂峰。
直到1929年10月28日，股市崩盤才成為最明顯的訊號。然後股價跌到谷底，大量企業家破產，銀行收緊信貸，大蕭條像流感一樣蔓延到所有國家。
在奧地利甚至古典經濟學看來，危機的發生是市場清算和自我調整的開始。隨著市場的清算，誤判企業破產，過剩產能被消耗，市場價格下跌；當價格下降到一定程度，市場需求增加，新的供給出現，產能慢慢擴大，價格逐漸上漲；此時，經濟將開始復甦，分配不當的資源將得到糾正。
正如米塞斯的弟子巴斯德所說：“我們已經看到了什麼是危機和蕭條。它們是消費者在高效經濟中發起的恢復性運動，結束了繁榮帶來的扭曲。“
然而，經濟危機加劇，最終成為大蕭條。經濟學家所期待的經濟自我調節和復甦已經很久沒有出現了，對於自由市場失敗的質疑也越來越多。隨後，凱恩斯主義干預主義上臺，政府幹預的思想統治白宮近40年。這是我們熟悉的歷史。
那麼，自由市場真的出問題了嗎？奧地利人的答案恰恰相反。——正是政府的錯誤干預導致了經濟危機演變成大蕭條。20世紀20年代，美聯儲和銀行系統的信貸擴張引發了這場經濟危機。危機發生後，政府仍然依賴信貸擴張和價格干預，繼續扭曲市場價格，干預市場懲罰機制，拖延市場清算時間，導致大蕭條持續蔓延。
根據需求規律，當價格上漲時，對商品的需求就會減少。當價格下降到一定程度，需求會增加，經濟自然會復甦。大蕭條後，聯邦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信貸援助、救濟和維持工資率的政策和手段，恰恰阻礙了物價的自由下跌。
隨著大蕭條的惡化，起初堅持“自願救助”的胡佛也轉向了政府救助。1931年11月，胡佛啟動了建立國家信用公司（NCC）的計劃，以幫助瀕臨倒閉的銀行。NCC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向575家銀行提供了1。53億美元的貸款。1932年，NCC被重建公司銀行（RFC）取代，此後的大發展為信貸打開了大門。
1932年，RFC收到政府資金後，上半年向鐵路和銀行發放了10億美元貸款，確保了許多銀行和信託公司免於破產。隨後，RFC的貸款額度和覆蓋面越來越強。1932年7月緊急援助建設修正案通過後，RFC可發行資產38億美元，可向各州市提供農產品、自償性建設專案等貸款。
羅斯在《美國大蕭條》——中用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來干預小麥價格［3］。大蕭條後不久，聯邦農業委員會（FFB）宣佈，將根據小麥的市場價格提供1。5億美元的貸款。隨後，胡佛呼籲農業組織、FFB和土地銀行向農民提供大規模補貼，試圖維持小麥價格。
注意到政府對小麥價格的維持，小麥種植戶增加了小麥種植面積，第二年春天，小麥過剩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隨後，小麥價格大幅下跌。除了小麥，FFB在黃油、羊毛和葡萄產業採取的價格穩定措施接連失敗。作為最後的手段，胡佛開始號召農民推倒莊稼，宰殺幼小的牲畜，以減少農產品的過剩。
穩定勞動力市場，保持就業率和工資率被胡佛認為是“政府應該承擔的領導責任”。1929年秋，胡佛先後召集鋼鐵、石油、建築等行業的行業代表和勞工領袖出席白宮會議，要求他們不要減薪。因為胡佛和當時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保持員工的高工資可以提高購買力，從而增加消費。從經濟衰退到1931年下半年，美國貨幣工資率保持在繁榮時期的水平，實際增長了10%。1931年以後，工資率只略有下降。胡佛在演講中稱讚了這一舉措，認為企業家“人為維持工資率，優先犧牲股息和利潤，這是商業思維的進步”。然而，這種治國的道德策略招致了市場規則的懲罰。
在通貨緊縮時期，保持員工工資不變意味著實際工資在上漲。這將為遭受金融危機的企業增加成本負擔，最終只會導致失業狀況惡化。從大蕭條開始到1933年3月胡佛卸任，美國失業人口占勞動人口的比例達到25%，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近一半。
奧地利經濟學家認為，似乎主張“自由放任”的胡佛對經濟進行了一系列錯誤干預，阻礙了價格彈性的下降，延緩了經濟的自我清算程序。由於20世紀20年代的反覆人為繁榮，甚至危機後的錯誤干預，最終導致了這場不可避免的大蕭條。至於大危機，弗裡德曼在《美國貨幣史》中對貨幣主義做出瞭解釋，他將其主要歸因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錯誤［4］。換句話說，弗裡德曼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樣，認為美聯儲是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然而，弗裡德曼傾向於從美聯儲機制中尋找原因。
事實上，在20世紀20年代擁有鑄幣權的美聯儲，對於貨幣政策應該服務於什麼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在《聯邦儲備法案》中，美聯儲體系的目標包括“提供靈活的貨幣，提供再貼現商業票據的手段，並在美國建立更有效的銀行監管”或“促進商業和貿易的發展”，以確定商業銀行的貼現金額。
作為一般的貨幣政策指導方針，這一規定相當模糊。舉例來說，在某些情況下，美聯儲是否應該將商業繁榮或金融穩定放在首位？3354這使得貨幣供給似乎更受武斷決策的影響。弗裡德曼認為，由於缺乏明確而單一的貨幣目標，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不可避免地陷入實現不同經濟目標的衝突之中。當時最明顯的矛盾存在於限制股市投機和促進經濟繁榮之間。
20世紀20年代，美國金融市場發展迅速。主要特點是企業融資方式首次從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轉變為發行股票和債券。從1922年到1929年，美國商業銀行的貸款投資比例在40%左右波動。較高的投資比例反映了當時商業銀行附屬證券承銷發行公司的經營情況。透過這些附屬機構，商業銀行實際上成為許多城市債券和股票的承銷商和經紀人。證券市場的投機行為在美聯儲體系內引起了廣泛關注。然而，對於如何抑制投機性信貸的發行，紐約儲備銀行和美聯儲董事會之間存在意見分歧。弗裡德曼認為，這是權力鬥爭的結果。紐約儲備銀行主張，應立即採取提高貼現率的方法，從整體上提高商業銀行的借貸成本，從而限制對證券市場的貸款規模。另一方面，美聯儲委員會認為，提高貼現率的方式對商業活動過於嚴格，可能會限制生產性信貸的發放。因此，應該採取直接壓力來防止銀行過度放貸。1928年5月，美聯儲董事會的經濟學家阿道夫米勒召集紐約各大銀行的總裁，警告他們必須減少投機。
美聯儲並不認為直接施壓的“道德說服”能夠抑制股市投機。面臨壓力的個別銀行可能會減少對華爾街經紀商的信貸，但這些人可以很容易地轉向其他銀行，以獲得所需的資金。最終結果只是另一組銀行從美聯儲借款，銀行間貸款被重組。
紐約聯儲在給美聯儲董事會的回覆中寫道：“（紐約聯儲）董事們認為，成功影響或控制國內信貸總額的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是應用貼現率，必要時可以透過公開市場操作加以補充。”
由於爭議，美聯儲董事會多次否決了紐約儲備銀行提高貼現率以擠壓投資泡沫的提議，而後者在直接施壓的策略上並不十分積極。直到1929年8月9日，美聯儲委員會才最終允許紐約儲備銀行將其貼現率提高到6%。然而，紐約儲備銀行認為，此時採取行動為時已晚。或者說，正是在這個時候，緊縮政策動搖了原本漫不經心的穩定金融市場，導致了1929年危機的爆發。
衝突的根源不僅在於斯特朗去世後紐約儲備銀行與美聯儲董事會之間的權力鬥爭，也在於美聯儲體系本身在兩個經濟目標之間的搖擺：抑制日益嚴重的股市投機或促進經濟穩步增長。
美聯儲委員會試圖從1920-1921年緊縮政策造成的經濟危機中吸取教訓，並試圖避免任何中斷經濟增長的措施。另一方面，金融市場泡沫也變得明顯。徘徊在這兩個目標之間，美聯儲在1928 -1929年的關鍵時期猶豫不決，錯過了收緊信貸的最佳時機。
事後，弗裡德曼對這一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批評：“如果美聯儲體系的目標是抑制股市通脹，那麼它不會在1927年採取寬鬆政策。相反，美聯儲當時應該採取緊縮政策，而不是在1928年，採取的措施應該比1928年實際採取的措施更嚴厲。毫無疑問，如果美聯儲採取這樣的政策，牛市早就結束了。另一方面，如果美聯儲體系致力於1923年政策宣告中提出的促進穩定經濟增長的目標，它應該採取比1928年實際措施更寬鬆的措施。 “因此，美聯儲採取了一套過於寬鬆的政策來打破投機性繁榮，過於嚴格的政策來維持健康的經濟增長。因此，1927年的寬鬆政策主張投機泡沫，1928年的逐步收緊限制了貨幣供應的增長。1929年貨幣緊縮之後，致命的蕭條終於來了。
弗裡德曼的解釋似乎是對政府錯誤干預的可能後果的解釋。在對蕭條的解釋中，弗裡德曼還堅持認為美聯儲做出了錯誤的貨幣決策。在《美國貨幣史》中，弗裡德曼批評美聯儲在大蕭條期間無所作為，不加區別。美聯儲實施了緊縮政策，這反過來加速了通貨緊縮危機。在這一點上，弗裡德曼明確承認美聯儲作為一個公共機構的干預作用。
直到1933年大危機爆發，美國的貨幣存量一直處於持續下降的狀態。1929年，美國流通的貨幣和票據，加上商業銀行的存款，達到264億美元，到1933年下降到198億美元。貨幣存量如此大規模的持續下降，無疑是相當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