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不多說，直接開誇！
顛覆刻板印象的作品張力
Don Shirley，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擁有三個博士學位的黑人鋼琴家。有天賦，有才華，有禮節，努力而剋制，爭取尊嚴，在白宮演出，高等收入，住在卡內基音樂廳二層的社會精英。
Tony Lip，義大利裔白人，Shirley的司機兼私人助理。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把dear寫成deer的社會中下層人士，精通粗俗、暴力、欺騙等不良社會習氣，一個混跡社會底層的種族歧視者。
顛覆刻板印象，階層錯位，膚色差異，造就了這個故事的戲劇衝突和藝術張力。一黑一白不同種族的文化衝突，一高一低社會階層的雙向反差，是促成這部經典電影的重要因素。
在公路上Tony對Shirley宣洩他的不滿。他認為他在社會底層，雖然面板是白的，而實際身處黑暗；他認為Don Shirley雖是黑人，但擁有榮華富貴，他的生活是光明的。
而隨著故事的展開，隨著他們越來越南下，階層錯位逐漸淡化，以膚色、種族作為衡量人地位的標準逐漸形成，即在社會特定規則發生變化的時候，人的位置、人與人的關係發生了奇妙的轉變。
那個底層的混混再貧窮，也是出入無阻的白人；這個精英的鋼琴家再高雅，也是不能在日落鎮出現的黑人。二人從Shirley主導的僱傭關係轉變為依賴Tony的生存關係，心中不無淒涼。
在紐約的高貴的座椅上，Shirley可以抬起他高貴的頭顱要求對面的白人為他開車、擦鞋，而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卻也做出了沒有底氣的妥協。
最使人淚目的是在聽到Tony的朋友們用義大利語勸說他離開Shirley， 另尋僱主的後，Shirley沒再掩飾自己的脆弱，緊張地等在託尼的房門口，放下矜持與自尊，懇請Tony留下：“我聽得懂義大利語，我知道你的朋友想讓你離開我，但是我可以給你更高的職位，我可以支付更高的薪水。”並且期望Tony保守他性取向的秘密。
這一路走來Tony看到了他太多的狼狽不堪與隱忍，沒有取笑和奚落，他的心也在一次次困境中掙扎和成長。Tony告訴他，他不會離開，他只是下去和朋友說清楚。看到Shirley強忍的淚水和感動的會心微笑，不得不佩服影片對人際關係的把握和拿捏。
一個相互救贖的故事
這部影片在國外一個很大的爭議點就在於，作品中是否蘊含著“白人拯救世界”的價值觀。
在編者看來，這不是簡單的白人拯救一切的敘事，而是兩個人互相救贖、互相理解、互相教導，共同成長，彼此從對方身上尋找溫暖與感情。
以黑白種族這樣激烈的主題為媒介，最終仍舊迴歸人性。白人如Tony也一樣卑微地為生活奔波，為金錢打人，為50美金吃下26個熱狗。富有高貴如Shirley，也要忍受社會對尊嚴的踐踏，努力抗爭。因為莫須有的偏見與誤解使我們漸漸偽裝，漸漸和內心那個我們渴望的自己漸行漸遠。超越膚色，超越等級，超越階層，我們每個人最終追求的都是愛——渴望被認同、被理解。
關於歧視
——他人歧視與自我歧視；關涉種族之外的多種歧視。
種族歧視在片中顯而易見——扔杯子、獨立洗手間、儲物室、飲食隔離……
Tony最深沉的歧視不在於扔杯子，而是在白人警察說義大利人就是半個黑人的時候他憤怒的拳頭。
樂隊的白人成員抽菸、歡聲笑語，Shirley穿著整潔地坐在露天陽臺上優雅而孤獨地喝酒。這些白人演奏家是敬重他的，不是他們不願意接受Shirley，而是Shirley的內心深處，依然有著作為黑人的卑微。
對於種族歧視，Shirley有著深刻而冷峻的認識。這種自知的歧視何嘗不會造成自我歧視。他知道南下的風險，不得不向社會底層的Tony妥協，保障他的巡演。在第一次演出之後，訓斥Tony和一幫黑人賭博，他說：“他們沒有選擇，但是你有。”
Shirley拒絕jazz， 拒絕炸雞，其實都是一種自我歧視。他不論自己是否喜愛這樣東西本身，只是因為這些東西被貼著黑人的標籤便拒絕。他想要和刻板印象、也想和被歧視的那個黑人群體劃清界限。高雅與否無關炸雞與爵士。全篇搞笑的吃炸雞片段又何嘗不是Shirley第一次化解自我歧視的感人情節。
在巡迴演出的最後一站，Shirley拒絕了那個餐廳的演出，到了附近的黑人酒吧，演奏爵士，與his own people共舞。這也就意味著他開始主動迴歸自己的族群。這不是說刻板印象真正成立，只是在那一刻，Shirley找到了家的感覺，感受到了真正的快樂。放下自我歧視，不是對自己的放縱，是對自己的認可和救贖。
《綠皮書》這部影片也決不是單種族歧視，它關涉了人類社會中多個維度的歧視，具有更豐富的組織結構。Shirley在南方遭受的侮辱以及Tony一家對待黑人，可以看到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在拒絕彈奏爵士樂的Shirley身上，可以看到富有的黑人對黑人刻板印象的抗拒；在黑人工人們對待Shirley的不屑裡，可以看到大多數黑人對“異類”的歧視；可以在美國警察鄙視Tony的義大利身份中，看到本土美國人對外籍移民的歧視……我們所謂的“種族歧視”只是一種結果，在它的背後交織著的，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核心——存在於不同種族、階級與身份之間的，由強者對弱者、上位者對下位者、多數人對少數人所進行的排斥與迫害。
歧視與自我歧視也遠遠不侷限於種族和那個年代、那個社會。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出身平凡，有幸受到教育並抓住機會、努力奮鬥，遠離了故土，透過知識和能力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但這些被稱為奮鬥者的勇士，都是孤獨的靈魂。他們的知識、教育和視野已使他們距離故鄉的人和事漸行漸；而對於他想努力攀登到的階層來說，因為家庭背景、價值觀、生活習慣的不同，他也不能被新的群體所接受。他們在努力的過程中不斷地卸下標籤，但也因去標籤化的過程而喪失了所有被群體接受的機會。正如Shirley所說：
他既不能融入黑人同胞的生活，也不能與白人群體和平共處。於我們自己也是。
關於尊嚴
我想說，尊嚴不都是自己給的。
一個弱勢群體的尊嚴與人格，除了自我覺醒、自我鬥爭以外，也需要曾經處於壓迫階層的認可和尊重。這不是宣揚祈求強勢群體的認可，而是在這個真實的社會，單單靠弱勢群體自己吶喊和鬥爭，遠遠不能達到徹底的勝利。
整部電影，Shirley一直用自己優雅的方式保持著得體的尊嚴。哪怕在高階服裝店，因為黑人的身份被告知不能試穿。他強忍著屈辱，控制著自己的情緒，微笑著說：I see，然後轉頭離開。然而他能做的也只是離開。Shirley與Tony被關進監獄，他說尊嚴不是依靠暴力。透過那通電話，他們出獄了。這是因為講道理而爭取來的尊嚴嗎？這不是他自己的傲骨爭取來的，是權力賦予他的。在那個社會，如果沒有白人給他撐腰，他所追求的尊嚴能實現多少呢？我們不要忘了，他已有的社會地位，即便是白人為了娛樂，那也是強勢群體給予他的。
沒錯，只有鬥爭，才能勝利。但是單單有鬥爭，並不能實現徹底的勝利。表面上解脫了枷鎖，而骨子裡的、精神上的壓迫，依然存在。
我想起電影《湯姆叔叔的小屋》裡很動人的一幕：黑奴們躲進教堂，在神父的幫助下，黑奴和很多白人舉起槍，與奴隸主生死決鬥。我們先不談經濟根源對白人參與解放黑奴這件事中佔了多少比重，不可否認的是，的確有人是秉承著平等的觀念去接納黑人的。也只有曾經的優勢群體真正接受、尊重弱勢群體時，他們才真正獲得徹底的尊嚴。
為了他人的利益衝鋒陷陣，為了弱勢群體的生存改善，那些白人願意承擔自己生命消失的風險而為保護黑奴舉起槍桿的時候，我的內心是感動的。
警惕擬態環境
因為我們遠離片中具體的種族歧視，作為局外人對於淡化處理總是沒有知覺的。而我們要警惕，對於那個年代、那個種族的人曾經經歷以及現在正在經歷的切膚之痛的淡化。
電影媒介是眾多媒介中構建擬態環境最有“真實”感的。它構建擬態環境的能力，以及使受眾信以為真的能力是可怖的。
有人批評奧斯卡“持續沉迷於種族和諧的幻想之作”，有人批評這部影片透過黑人境遇的淡化處理來洗白白人曾經的罪行。黑人的境況，遠沒有影片中表現的那麼輕鬆。
不論是出於政治目的還是藝術敘事的限制，培養媒介素養的意義也恰恰在於此——區分真實世界和媒介構建的世界，保持清醒的頭腦，是現代公民的基本素質。
從奧斯卡最佳影片看
人性價值背後的“內容為王”
耳熟能詳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如第45屆《教父》、第66屆《辛德勒的名單》、第67屆《阿甘正傳》、第82屆《拆彈部隊》、第83屆《國王的演講》、第90屆提名《三塊廣告牌》、第91屆《綠皮書》以及近幾年最佳動畫長片的《尋夢環遊記》、《瘋狂動物城》等，無不在綻放藝術價值的光芒外，還持續放射出人性價值的光輝。電影歸根結底是文化，是第七藝術，是媒介中上乘的渠道。它最終的效應，應當是使受眾對真善美產生眷戀和衝動。
奧斯卡作為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電影獎項，它的價值標準和價值取向被當作全球文化創意產業的風向標。文化創意的真諦不是由符號組合的鬧劇，而是符號背後的思想、文化背後的人性。“內容為王”不僅是傳媒產業的文化意義，還有其背後的社會意義、政治意義，以及由此決定的經濟與商業意義。
關於“內容為王”的命題論證
“內容為王”緣於維亞康姆公司總裁雷石東的闡述。“內容為王”堅持以傳媒作品的文化力和思想力贏得受眾，佔領市場。同時否認“市場為王”和“技術為王”。儘管傳媒科技牽引著人們的媒介消費，媒體的市場化轉型要求面向受眾而生產，但是傳媒首先是文化產業，需要以人為本的人文情懷，只有高質量的文化創意內容才能最終滿足受眾的文化需求。這是從受眾精神消費的更高層次，即意識形態上構成傳媒產業的本體特徵。
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在奧斯卡獎角逐過程中，歷史和政治因素總會影響影片的表現力及最終結果。無論學院是否喜歡，由於影片本身就是政治的傳媒，電影媒介本身就注入了意識形態的基因，奧斯卡與政治永遠不可能分離。
看到一部優秀作品的藝術高度，同時明晰它背後的組織結構與意識形態；感受到一部作品中蘊含的民族情緒、群體情感，同時在現實中警惕潛意識層無意義的情感宣洩，恰恰是媒介素養帶給我們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