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花》以一個鄉村家族故事的鋪展切入宏大的中國現代革命史的歷史截面。鐵凝這種創作的歷史衝動，是否正如陳曉明所言：“我們的小說總是要從歷史那裡獲得精神深度，這使當代小說離開了歷史就找不到通往深度的路。”確實，《笨花》體現的是一種不斷彙集的創作潮流。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雖然文學已經失去轟動效應，不斷邊緣化，“但作家依然在某種程度上保持著建立歷史敘事和創造經典作品的衝動”。宏大敘事在遭到先鋒小說和新歷史主義小說的顛覆和瓦解之後，氾濫的私人化寫作、慾望化寫作呈現的庸俗、膚淺、怪異、零碎也逐漸令人厭棄，小說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經過多方面的探索，在融入了新的創作觀念後，九十年代末期開始了創作上的某種迴歸。進入新世紀，長篇小說的創作，再一次旗幟鮮明地追求宏大敘事，尤其是當下相當一批活躍的中青年作家，在人生閱歷和理性思索上有了進一步的積澱，不約而同表現出對創作的“史詩化”追求，一批重要作品被紛紛推出，比如《秦腔》（賈平凹）、《兄弟》（餘華）、《聖天門口》（劉醒龍）、《生死疲勞》（莫言）、《額爾古納河右岸》（遲子建）、《平原》（畢飛宇）、《空山》（阿來）等。
《笨花》留給閱讀者的印象不是歷史敘事，而是特定歷史背景下極其本土化的日常生活，其目的似乎並不是在寫歷史本身，歷史只是展開整體敘述和塑造人物的一個背景。在對歷史大事件的處理上，採取的是“嵌入”公文的方式。《笨花》的敘事回到日常生活的原場，在全知視角下展開日常生活細節和風俗文化的描摹，即使是中心情節也沒有大開大合的戲劇元素。這種“日常生活”模式也不是完全迴避歷史風雲，其透過民間視野描述的“歷史褶皺”中那些為人們所忽視的細密瑣事，構築豐富的解讀空間。縱觀鐵凝的一貫創作，她並不刻意追求寓言化的思想承載，但恨“藝術飽滿溫潤”，充滿日常詩意，以一種比較本色的語言、充滿靈動的詩性又氤氳著泥土的氣息。
南帆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後出現的大批長篇小說，以在當時影響較大的《青春之歌》、《紅旗譜》、《創業史》為例，其最主要的問題表現在：歷史敘事與個人性格之間產生了脫節，歷史不是由無數個人真實的利益、慾望、行動、衝突所產生的“合力”編制而成，歷史彷彿是一個分離於個人的空中樓閣，高高在上，自行其是，它的“整體性”與那些渺小的個人無關。然而，沒有個人的歷史僅僅是一個空洞的幻象。“必須高度重視每一個人的價值，由此將其視為嚴肅文學的合適的主體；普通人的信念和行為必須有足夠充分的多樣性，對其所作的詳細解釋應能夠引起另一些普通人的興趣——小說讀者的興趣”。對於長篇小說而言，性格能夠產生支配事件的意義。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批長篇小說正是從這裡重新開始——作家重新開始正視個人的利益和慾望，正視這些性格內涵所涉及的一系列複雜的歷史問題。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一批長篇小說不僅力圖恢復一系列性格的真實生命，而且力圖恢復個人與歷史的聯絡。 新歷史主義的歷史敘事觀念認為，長篇小說的成熟表徵即是：從種種概括性的歷史敘事轉向了個別、感性、具體以及日常情境。如果說，《紅高粱家族》《白鹿原》等提供的故事和人物使人們意識到，“民間文化擁有另一套解讀歷史的策略”，那麼，從九十年代中期的《長恨歌》到2006年的《笨花》，則是“作家重新開始正視個人的利益和慾望，正視這些性格內涵所涉及的一系列複雜的歷史問題”。《笨花》正是“嘗試著將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敘事統一到筆端……一方面避免了宏大敘事的思想僵化的積弊，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日常生活敘事對意義的消解……將歷史意義與生活流程融為一體”（陳曉明）。
向喜這個人物，在歷史的長河中是悲壯而淒涼的。他的成長與歸宿展現了大時代給人的命運留下的印跡。他的成長是時代使然，其性格中有軍閥的共性，他不可能超越時代，但這不表明個人始終是被動的，事實上，個人命運雖然不可能超越時代，但個人的因素還是起著極大的作用的。向喜從小接受過孔孟教育，正是個人心中尚存的那些孔孟之道，以及農民本身的純樸正直，使向喜每在歷史關頭都能把握住自己。在王佔元讓他處理兵變士兵時，他能夠堅持不從，後來又告別軍旅急流勇退；在民族危亡的時刻，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威脅利誘，他三十六計走為上策；而回到家鄉後，他又安於寂寞，回到糞廠，足不出戶，最終為救賣藝人而與敵人同歸於盡。
《笨花》回到鄉村敘事，回到日常性敘事，使這部小說生動而有生活質感和情趣。笨花村裡的鄉親們，每個人物都是具體可感的。作者將散落在笨花村的歷史碎片撿起，精心地拼湊起來，寫出了其中的各種人物與鄉村民俗，寫出了歷史風雲變幻中的日常生活。向喜的飛黃騰達，鄉村醫生向文成的未卜先知，瞎話連篇的“瞎話”，篤信基督的梅閣，從城市來的取燈，笨花村的西貝小治、時令、走動兒，甚至風流的鄉村女子大花瓣和她的女兒小襖子，等等，都有其鮮明的性格。民風民俗更是作者描寫的著力之處，《笨花》既寫出了鄉村的日常生活，又超越了一般的日常生活，而深入到了地方或民族集體無意識的深處。
《笨花》的敘事，與“革命歷史小說”和新歷史小說不同，但又糅合了兩類小說的一些因素，呈現出了新的特點。在小說中，宏大敘事表現為向家三代人在歷史風雲中的選擇與命運，向喜從一個賣豆腐腦的貨郎，成長為一個軍閥隊伍中的中將，小說以他的經歷描寫了清末和軍閥混戰的歷史，向喜的兒女取燈、文麒、文麟，孫子武備、有備則以不同形式參與到一場拯救民族於危難的戰爭中，正是這些將笨花、向氏家族與整個中國的歷史聯絡了起來，顯示了觀察歷史的新思路與新視野。
當然，對於茫茫眾生而言，個體生存意義往往取決於歷史，昆德拉曾經在他的《小說的藝術》中說，自塞萬提斯以來，歐洲的小說擔負著探索人類生存可能性的重要職責。“而中國的小說均有意無意地將故事情節納入到歷史中去進而突出歷史背景。中國人生命精神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宏闊的歷史意識，因而將小說置於中國生命精神發展的歷史中，進而體驗中國人生命精神的歷程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