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義務教育課本中有一箇中國曆史朝代歌，該歌表達得非常明確：“……南北朝並立，隋唐五代傳；宋元明清後，皇朝至此完。”

即元朝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近年來，某些人因為元朝是由蒙古建立，非以漢族主導，並且元朝屬於蒙古帝國，擁有眾多的汗國，屬國，中國地區只是其中的組成部分，因此認為中國與元朝關係更多的是基於地域位置，元朝不應該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部分。

但是，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所強調的是以禮義辨華夷，夷人夏則夏，夏人夷則夷，不管是夷還是華，只要遵從華夏禮義就是華，關鍵是看文化認同感。

元朝的開創者是元世祖忽必烈，我們我們來看忽必烈自己的文化認同，就可以給元朝以正確的歷史定位。

忽必烈最遲在1242年接觸到漢文化。

《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一《海雲傳》載：該年，禪僧海雲及其徒子聰——即劉秉忠覲見忽必烈。

忽必烈問海雲：“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

海雲坦承自己學識淺薄，不足以解答，建議由大賢碩儒來講解古今治亂事。

劉秉忠卻趁機賣弄才學，“應對稱旨”，“論天下事如指諸掌”。

《趙璧神道碑》又載：同年，忽必烈召儒者趙璧至漠北，為自己講《大學衍義》以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

忽必烈對前代帝王事蹟極其感興趣，效仿唐太宗為秦王時廣招四方文士之舉，派趙璧等徵召前金狀元王鶚，以及眾多中原儒者到漠北王府，以探求前代興亡事，兼了解中原地區的政治、民情和人才等。

由《題諸公與智參議書啟》可知，王鶚和中原儒者張德輝、姚樞、商挺、竇默、楊果等人給他講解了三綱五常、分析了金朝滅亡原因，並“纂五經要語以進”。

忽必烈對中原歷史和文化無比仰慕，常常追問“方今有如周公者乎？”時時欲徵求魏徵那樣的人才為輔佐，有在中原立國之宏願。

元好問在《遺山先生文集》中稱讚說：“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

翰林待制王思廉因此專門向忽必烈進讀《資治通鑑》。

知曉了古今事，忽必烈命伯顏徵宋時，專門諭以曹彬不殺取江南的史事；召見亡宋趙氏宗室趙孟頫，感慨萬端地說：“（宋）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

《高麗史》卷一0五《鄭可臣傳》記載有一件忽必烈尊儒重儒的趣事。

至元二十七年高麗世子入朝，某日，忽必烈於便殿靜臥，世子入見。忽必烈漫不經心地問之近日所讀何書。世子畢恭畢敬地答，自己有儒師鄭可臣在身邊，可以隨時請教，所讀何書，均由儒師指定。忽必烈大喜，急切要見鄭可臣。鄭可臣隨即入殿。忽必烈急起振衣整冠，肅責世子說：“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可令我不冠以？！”

由此可知，儒者在他心中的地位遠高於高麗世子。

武備寺以唐兀人闊闊出善造弓，奏用為官，忽必烈撫掌笑道：“孔子言三綱五常；人能自治，而後能治人；能齊家，而後能治國。汝可以此言諭之，而後用之。”

可以說，不知不覺間，忽必烈諸多言談舉止都流露出了濃郁的儒家文化。

入中原後，忽必烈經常詢問臣下：“漢祖、唐宗孰與寡人？”

行事喜歡以中原古史範例為依據——他授葉李為尚書省左丞，葉李一再謙讓，其遂悅，說：“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

蒙古諸王昔裡吉等人發動叛亂，忽必烈儼然以承襲中原帝王正統自居，稱之為“北方人擾邊”。

日本人來京朝見，忽必烈也以中原帝王的口吻教訓說：“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

忽必烈建國號“大元”，也是“紹百王而紀統”，自覺將本朝匯入中華帝統的體系。他追尊成吉思汗廟號為太祖、立真金為皇太子，並頒詔編修《宋史》、《遼史》、《金史》……所行制度，都嚴格按照中原王朝的體例來進行。

一百年後，明太祖朱元璋驅逐走了蒙元，命人著手編修《元史》，也等於承認了元朝的正統性。

《明史》卷二《太祖本紀》中，還記載有朱元璋因不滿臣子過度詆譭元朝而說的一句話，雲：“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奈何為此浮薄之言？”

可以說，朱元璋看待歷史的眼光比今天的某些人開闊多了。